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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又名:诗鬼]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率为常。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诗尚奇诡,绝去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仕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诗四卷,外集一卷。今编诗五卷。
李贺(公元790816)是中唐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仕途蹭蹬,贫病交加的困境下,仅仅度过了人生的二十七个春秋。生命虽短暂,但作为唐诸王孙的李贺,目睹朝政混暗,国势衰微,加上自己遭际坎坷,因而愤强激越,他把这种思想感情熔铸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长吉体诗风。李贺天才奇旷,熔古烁今,又独辟路径,自成面目,以不同凡响的创意,给人们留下了二百四十多首诗篇,在唐代诗歌史上卓然绝立,为后人所不及。李贺诗歌一直让后人交口称誉,深为赞叹,李贺是中唐至晚唐诗风转变的重要人物,在唐代诗坛和我国诗史上永放异彩。
中国唐代诗人。字长吉。祖籍陇西,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后世称李昌谷。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但家已没落。青少年时,才华出众,名动京师。父名晋肃,因避父讳(晋、进同音),终不得登第。一生愁苦抑郁,体弱多病,只做过3年奉礼郎,卒时仅27岁。李贺一生以诗为业,其诗可分为4类。①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此类诗有的直陈时事,有的借古讽今。名作有《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等。这类诗中,五古、七古较少,多为乐府诗。或借旧题,或创新题,大都凝练绚丽。也有的含义隐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②个人发愤抒情。这类诗有个人失意困顿、疾病缠身的消沉和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悲叹,也有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和世上英雄本无主,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③神仙鬼魅题材。这类诗曲折表现他对现实的厌恶和否定。后人因此称他为鬼才。④咏物等其他题材。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李贺诗想象丰富奇特,幽深奇谲,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富有浪漫气息。但也有少数明白易懂的诗,他擅长短篇,《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是其代表作,被称为长吉体。他多写古诗与乐府,近体很少,无七律。他的诗借鉴了齐梁宫体诗的词采,也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由于太注意雕琢,有的诗往往词意晦涩,堆砌词藻。李贺曾自编其集。有《李贺诗歌集注》。生平见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
王之涣,或作王之奂,字季凌,盛唐著名诗人,至今享有盛誉。如此名流,新旧《唐书》均无传,《唐才子传》所记也甚简。幸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发现,提供了王之涣的一些情况。
《唐才子传》说王之涣为蓟门人,或因他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的性格而臆猜,靳能墓志铭记载,之涣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则晋阳(今太原)为其原籍,家居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
王之涣出身于太原王家,为当时望族。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可能因此而移家绛州的。曾祖王信,隋朝请大夫、著作郎,入唐为安邑县令。祖王表,唐朝散大夫、文安县令。父王昱,鸿胪主簿、浚仪县令。从曾祖到父亲,虽然皆为官,但均为小官。王之涣出身于普通仕宦之家,排行第四,自幼聪颖好学,年龄还不到20
岁,便能精研文章,未及壮,便已穷经典之奥。不知何故,王之涣未走科举之途,而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任衡水主簿时,王之涣父母均已去世,衡水县令李涤将三女儿许配给他。
王之涣与李氏的婚姻,可能还有一段罗曼史。开元十年(722年)两人结婚时,王之涣是已婚并且有孩子之人,年已35岁,而李氏年方二九,比王之涣小17岁,正是妙龄女子。县令的千余,嫁给父亲部属、35岁又已婚的小小县尉,颇耐人寻味。这一定是为王之涣的才华所倾倒。
王之涣才高气盛,不愿为了衡水主薄的卑职而折腰,加上有人诬陷攻击,他便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在家过了15年闲散自由的生活。后来他的亲朋好友觉得他这样一直沉于下层,不是办法,便劝他入仕。后来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仍是一不起眼之小职。他在职风清白著称,理民以公平著称,颇受当地百姓称道。谁料不久,他竟染病不起,以55岁之壮年,卒于官舍。
靳能在墓志铭中称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可谓对王之涣一生的完美概括。
李氏嫁给王之涣后,两人恩爱。王之涣在家赋闲15
年,李氏安贫乐素,跟他过着清苦的生活。王之涣再入宦场,生活刚有了转机,却染病身亡,使李氏不到40岁而守寡。王之涣死后六年,李氏也因病而死。因正之涣有前妻,两人竟不能合葬。
因史料关系,后世对王之涣身世所知甚少,但他作为一个名诗人,却几乎尽人皆知。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历代被人们广为传诵,被章太炎先生称为绝句之最。《登鹤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为千古名句。王之涣的诗流传下来的甚少,今可见者只有六首,而此六首,足使王之涣诗名与宇宙共存。
王之涣诗名,不但后世万分景仰,即他在世时,便已声震海内。他常与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畅当等名诗人交游,所作之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旗亭画壁故事,便可说明当时人们对王之涣诗名的崇拜。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10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竟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妓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诗,刚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妓唱时,果然为王之涣之诗,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人席。旗亭画壁,遂成典故。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从此可见当时王之涣诗名之盛。
如此有才华之人,可惜终不见用,天也不假其年。这也是一切有才华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常见结局。他的诗虽只流传下六首,但这寥寥数首,确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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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这一句话道出了诗歌作品与创作主体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诗歌创作,从来就是一种情感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情感表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源于个人性情的差异,气质的不同。气质是性情的外现。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个人气质对作文的深刻影响。曹丕说:文者,气也。气之清浊有体。(《典论论文》)这就告诉我们,不同气质的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根据就在这里。所以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清人徐增在《而庵诗话》中也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明代田艺蘅《香宇诗谈》更举例道:诗类其为人,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著,所以诗沉著。这飘逸与沉著一语道破了李、杜二人的气质差别。正因为李、杜二人在个人气质上截然不同,所以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当然,所谓诗飘逸诗沉著只是就二人诗歌的总体风格而言。下面将通过对二人诗作的分析来揭示李、杜的不同气质作用于其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
李、杜二人的诗歌,向来被看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形态的双峰并峙。的确,杜甫的诗歌,现实感太强了。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天下苍生、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三别,还是《丽人行》、《兵车行》;也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世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所以,他被称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故从诗歌创作题材选择这一角度来看,杜诗的题材显然是比较集中的,稳定的,贴近现实生活的。
而李白身受自由灵幻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其诗歌与之明显有异。李诗以浓郁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其题材是广阔的,多变的,甚至是离奇的。天上人间、陆上海底、神话历史、梦幻现实,莫非其笔触所及。如组诗《古风》多咏史之作,其中咏怀了秦始皇、鲁仲连、严子陵、燕昭王等各类历史人物;《远别离》写的则是帝舜与其二妃的凄美传说;《日出行》写的又是鲁阳驻日的神话故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写梦景的绝唱;《蜀道难》更是将历史与现实以及上古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子夜吴歌》是思妇的题材,《长相思》更是缠绵凄绝的情诗。而那些结合神话传说来写景抒情的佳作在李白的作品中真是比比皆是,为诗歌抹上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总之,李诗题材较之杜诗明显丰杂多变。这正体现了李白好动多变的个性,不同于杜甫之沉稳持重。
作为诗史,杜诗的长于叙事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善于将深刻的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用遒健形象的笔墨描写记录下来,主体的情感就渗透在其叙事的字里行间,显得比较深沉含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飞、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几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进行细致艺术的刻画表现,最后才发出一声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显情发,嘎然而止。《石壕吏》更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始终未发一句感叹,最后只写道:天明语声绝,独与老翁别。无限悲愤化为一个凄惨的离别情景,而其艺术感染力有增无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诗人在世乱遭飘荡,身经家国灾祸,目睹哀鸿遍野之后的满怀牢愁哀思的集中抒发,但诗人也不愿空口指责,而是让触目惊心的事实说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比横眉怒目的斥责更理直气壮么?而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诗则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动人心魄的。不同于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别喜欢直抒胸臆。他的情感往往象火山爆发一样,直接从笔底倾泻出来。又象滚滚江河一泻千里,给人无限雄浑广阔之感,强烈地激荡读者的心灵。如《蜀道难》一开首就是一声惊叹: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犹如平地惊雷,令人顿时为之精神一振。他的《将进酒》《行路难》更是直抒胸臆的典范。歌哭笑骂,略无掩饰。而其意气之激越,气势之宏壮,情感之强烈,情绪波动之激烈,与杜诗之稳健深沉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李诗浓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誉;而杜甫则是人中蛟龙,曰诗圣。这又是李白豪迈恣纵的习气与杜甫坚毅冷静的性格的不同反映。从二人的气质类型来看,李白当属胆汁质,而杜甫无疑是抑郁型的人。
从李、杜二人诗歌不同的命意倾向与表现深度来看,李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突发性的情感,诗人对于内宇宙及外宇宙的把握是感性的,灵感式的。而杜诗的理性色彩要比李诗浓厚得多。所以杜诗之精思独造,为李白所不及。尤其是在剖析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唐王朝的衰败原因上,杜诗更是精深独到。如其《丽人行》,揭示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堕落;而三吏、三别则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杜诗对政局国势有着全景式的观照和把握,他总是力图探究揭露社会、国家兴坏成败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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