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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初唐四杰研究成果很多，进展也较大，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新见迭出的论文，还涌现出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初唐四杰通论

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论著中。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认为初唐四杰虽非律诗的倡始人，但在当时的名声，乃被盛唐时人所称述，更较沈、宋为高。……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之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他们的诗文，虽然上承六朝底遗风，依然不脱绮错的习惯，然而却是比较地波澜老成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则着重论述了四杰的白话化倾向：四杰的诗，留传下来的很少，；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化的趋势。此书认为，王勃的《九日》、《普安建阴题壁》两诗都有王绩的家风，卢照邻的《行路难》几乎全是白话的长歌了。又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的句子都是俗歌的声口。郑振铎也认为'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陆侃如、冯沅君编著的《中国诗史》也把初唐四杰划归继承齐梁的诗人，并说他们的诗有四种特点：

一、七古的成立，依我们观察，七古的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在他们以前，如王绩等，都没有七言诗留传下来，而四杰的杰作却大半是七言的。……这些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诗，却可代表七言诗的成熟期。

二，五律的成立，在四杰集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础。

三，音调的婉媚，四杰的诗的音节方面似乎更得力于六朝的新乐府。

四，字句的秀丽，四杰的诗的字句的秀丽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为最。

最后，他们认为，四杰在形式上继承齐梁新体诗而有所推进。在内容方面，也能够看出比宫体诗有所扩大。因此，他们成为初唐诗坛重要的作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论述四杰，她认为，四杰于音节极为讲究，所以诗歌均富于音乐之美。四杰作品对音节的讲究，有如下的几项：一、隔句押韵，二、多用钩句，三、骈句，此外，则字句秀丽。

相对说来，闻一多对初唐四杰的研究比较深入，他在《四杰》一文中首先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派，从年龄上说，卢、骆与王、杨平均大了十岁；从性格上说，卢、骆比较浮躁，而王、杨比较沈静；从友谊的集团看，卢、骆与王、杨也是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再从诗歌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使命的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的一种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这一段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以直到二十世纪末还经常被人们引用。

五六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初唐四杰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太一样了。三四十年代人们主要强调初唐四杰对前此宫廷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从此时起人们开始将初唐四杰与南朝以来的宫廷诗人区分开来了，甚至把他们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着重论述四杰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和革新。

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王、杨、卢、骆的作品，在当时的确起了进步的作用，他们改造和转变了南朝宫体诗的淫靡遗风，他们抑制了'上官体'诗的泛滥，把诗歌引向健康的方向，杨炯在'王勃集序'里曾作了很好的说明。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给予四杰以新的评价：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

在五十年代，对初唐四杰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刘开扬的《论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和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

刘文认为，'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文章还对闻一多将四杰分为两个集团的做法持异议，所以他是将四杰看作一个诗歌艺术比较统一的文学流派来论述的，四杰诗和那以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诗不同的地方，即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词为贵'，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接着，文章分别从抒情诗、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马文则认为四杰仍未完全摆脱六朝形式主义的影响，四杰词采华赡，以缘情绮丽为宗，在主观上仍然是继承前期余响。可是客观现实的生活感受，已经冲破艳情空洞的内容，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从语言风格到题材主题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

马茂元在其另外一篇论文《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中也论及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缘情绮丽的诗风，和陈子昂那种指陈时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饰的风格也是各异其趣的。可是'四杰'的继承六朝，并不是陈陈相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义。首先，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地位不同于宫廷贵族诗人，对社会矛盾，特别是他们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苦闷，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有所向往，有所愤慨和不平，因此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是加强了。同时，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谐和婉，却为他们所吸收，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乐府歌行在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力创作，也更加纯熟而渐趋于定型。文章又特地指出，过去的不少诗论家把'四杰'和陈子昂截然对立起来，这样，就很难看清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由开创走向极盛时期的大途小径。有人又不适当的高抬'四杰'，甚至用来压倒李、杜；也有人对'四杰'的成就，一笔抹煞，把他们看作点染花草的无聊诗人，都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人们对四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此时对四杰进行总体研究和评价的论文有钱伟康、沈惠乐的《'四杰'与初唐诗歌》，侧重论述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肯定四杰等人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功绩；对四杰与地域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有钱学文、何承朴的《初唐四杰与天府》；研究初唐四杰这一称号的有何林天的《初唐四杰之称始于何时》，文章认为此称号应始于高宗麟德二年，即公元655年；研究四杰人格的有任国绪的《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之人辨》。

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对四杰的整体研究则更加深入了。对四杰诗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有任国绪的《略论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邓碧清的《初唐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成就新探》、周裕锴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递嬗轨迹》、王锡九的《论初唐七言古诗》等。

任文在闻一多先生的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论述的基础上，专门分析了卢、骆的七言歌行，特别是其中代表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的内容艺术特征，并充分肯定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邓文针对有人说四杰还没有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革新纲领，他们的创作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还不能掀起一场摧陷廓清的革新运动的观点，具体论述了四杰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推崇'刚健'和'骨气'的诗歌理论，指出：王、杨、卢、骆和陈子昂同是初唐诗歌革新的闯将，其功劳并不在陈之下；虽然四杰的呼号有不及陈氏响亮之处，却也不乏比之更为周详、更有远见卓识的地方。从创作实践上看，陈子昂走的是刚健质朴的路子，然而矫枉过正，缺少文采，形式单一，不能取众家之长。而四杰走的路子则雄浑浩阔，文质并重，稳步前进。其言志抒怀、歌唱游侠、田园边塞诸什，大都情真意切，形式多样，因而，对四杰的评价，既不可忽视其沾带齐梁余风的一面而扬之过高，又不可不顾其接近盛唐之音的一面而抑之太低。

周文着重从王杨卢骆体的艺术特征入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提出了颇具新见也颇为扎实的观点。作者指出：作为初唐歌行的代称，王杨卢骆体在当时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并对盛唐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具有和谐流转的音韵美；其二，词藻华丽，意象精美，色彩鲜艳；其三，对仗精工的骈偶结构；同时，顶针、蝉联、排比、双拟、回文等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以及以赋为诗、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的使用，都有力的丰富了王杨卢骆体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深厚的时代审美心理内容，并作为共同的群体风格，而体现了时代的回声。因此，王杨卢骆体也许比陈拾遗（子昂）体更能展示时代的审美精神。在作者看来，王杨卢骆体鲜明的音乐性和骈偶化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时代对语言形式的高度格律化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汉民族在长期诗歌审美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的对诗歌形式的格式塔（完形）需求的必然结果；而其富丽精美的词藻，更典型的反映了初唐的文化精神，因而，隐藏在初唐歌行一片珠光宝气之后的，不是偏安王朝沉湎的慰藉，而是鼎盛帝国的恢宏气度。也就是说，王杨卢骆体的秾丽词汇，不是对梁陈宫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生活的纪实。。至于其由多种修辞格组成的回环往复的情感结构的外化，亦即语言和感情在此是异质同态结构，语言形式中包蕴着情感内容。正因为此，所以王杨卢骆体尽管是风多于骨，文胜于质，但它终归是情辞相称的纯真的文学。最后，该文作者分析了王杨卢骆体自身的演进过程，勾划了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初唐歌行大体经历了由繁到简、由浓到淡、由用典到白描、由铺陈到含蓄、由感情外纵到感情内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显示出初唐的时代精神由官能的刺激、情绪的感伤到心灵的净化的演进，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类型的嬗递，即由所谓'物感型'（物象压倒意识）向'直觉型'（意识与物象融合）过渡。这一嬗变有重大的意义，就其纯美学价值来看，也许超过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及其'兴寄'、'风骨'之说，因为陈氏对齐梁诗风的改造，则基于一种对意识与物象之间的审美关系直观然而深刻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因为，陈氏的诗学不过是古老的汉魏之音的遥远回响，虽风骨高华，却缺乏一种新的境界，而'王杨卢骆体'的演进轨迹，确如此清晰地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歌声──盛唐之音的到来。这种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论述，且宏观规律的描述完全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实的钩稽上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富有成效的。

王锡九的《初唐七言古诗》是一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四杰七古的形式特点，指出了其赋法和以气势取胜、以阔大境界擅长以及对偶和入律诸点对整个唐诗的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四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而且还出现了几部对初唐四杰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如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等。

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他们对齐梁的浮靡文风持批判态度，但其词旨华靡，确又不脱齐梁旧习，关系显得比较复杂。葛晓音的《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对此详加论述。首先，她认为，这种情况应从四杰提出革新文学主张的背景去寻找。由于他们在理论观念上受南北朝以来正统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屈宋和建安，就不容易对齐梁文风形成正确的认识。贞观龙朔以来，有两种文场变体。一种绮媚轻艳以上官仪为代表，一种以许敬宗为代表。上官仪因反对武则天被诬杀，许敬宗将淹雅清淡的文风变成典奥雅丽，穷极雕饰。王勃所反对的是上官体，所弘扬的是许敬宗所代表的宏博的文风。所以，他的革新主张确是从宫廷内部斗争的现实出发，并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杨炯的创作也同样迎合了武后爱好祥瑞心理，偏执于雅颂正声。卢照邻的文学观与王勃有不同之处，但对王勃革新的主张和实践也是支持的，王勃那些宏丽的赋颂也合于他的理想清规。作者认为，四杰虽然将题材从宫廷扩大到江山、市井、沙塞，但实际上所向往的是讴歌汉家之城阙风烟之类，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才是他们的愿望，而前者只是因为不能归于廊庙朝廷所激起的嗟叹，并不是对宫廷题材狭小视野的自觉批判。

在九十年代初，对四杰山水诗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张明非和葛晓音。

张明非在其《略论初唐'四杰'的山水诗》一文中认为，四杰的山水诗的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谢灵运模山范水的特点，着力刻划江山形胜，四杰的这类诗取景丰富多彩，富有生机，他们在诗中所抒发的是不同于陶渊明或王绩的摆脱尘网回归自然的隐逸之乐，而是从观赏自然美景中获得的惬心快意。四杰融山水、田园为一体的这类诗歌，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2）在谢朓与阴铿、何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山水与行役、酬赠送别结合起来。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而且预示着诗歌开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3）用律诗写山水既是其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趋向。（4）表现手法虽未脱尽齐梁的辞采和雕琢，但已在创造意境方面显示出探索的努力和实绩。同前此山水诗相比，四杰山水诗意境更为阔大，也更其浑成。

葛晓音在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则将四杰的山水诗放到初唐山水诗的复变过程中来考察。该文指出，王杨卢骆对山水诗的贡献，首先表现为革除梁陈以来写景单纯极貌写物、情致浮泛肤浅的通病，藉深化或开扩情意的容量来拓宽诗境。其次，四杰有部分山水诗绘景的技巧较齐梁有所提高，已开始注意到景物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并真切地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三，四杰诗受当时审美习惯的影响，取景角度比较单调，固然是其局限。但他们能利用这一点，选择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大量相近的意象中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心境。这种作法使他们独具自己的兴象，向着建立诗人的个人艺术风格迈进了一大步。

高光复的《论初唐四杰与初唐文风》则专论四杰辞赋。四杰的赋，现存30余篇，作者认为从内容及风格看，虽尚未脱尽六朝余风，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已经透露出盛世之音，表现出特定文学阶段的创作风貌。首先是咏物写怀，更加表现出对抒写真实感情的注重；其次在思想感情上突出对建功立业的期待和渴望；再次反映的题材有所发展，一是边塞，二是游览，有了新的开拓。此外，该文还对四杰辞赋与当时辞赋与当时文学趋尚和各种文体的互相影响作了论述。

徐尚定的《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专论四杰诗歌的艺术渊源。历来评价初唐诗风，虽然指出它有革新的一面，但大都承认未脱齐梁之体，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因为晋宋齐与梁陈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四杰继承的基本上是东晋南朝前期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他们是从'选体'入手学习前此时代的诗歌艺术。以这个论点为中心，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选学曾显赫一时，初为私学，流行于江淮之间，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门官学，至四杰时代臻于成熟。四杰从小所受的教育即与选学有关，尤其是王勃关系尤深。四杰宏博之文学主张，与《文选》的宏丽具有审美内涵的一致性。四杰诗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也与萧统、刘勰关于物色的提出和重视有关，四杰继承萧刘物色诗创作原则。

杜晓勤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认为，初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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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同步素材——初唐“四杰之冠”王勃

他雄心勃勃，欲济世安民；也才华横溢，令海内闻名……但宦海浮沉，屡经风波、坎坷不已的27年后，他抱憾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失败了，没能实现安邦治国的大愿；而他也成功了，唐代文学的丰碑上至今闪耀着他的名字———被推为“四杰之冠”的“神童”王勃。

王勃（公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父亲王福田寺，任太常博士。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著作甚多。从祖王绩，则是隋末唐初对唐代诗歌有开创之功的著名诗人，他的诗风直接影响了王勃的诗作。家风使然，王勃兄弟六人，都以诗文为人称道。

王勃自幼聪颖，九岁就对颜师古《汉书注》纠误，并撰《指瑕》十卷，十二岁到长安从名医曹元学习《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杨炯称他“时师百年之学，旬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居难则易，在塞则通；于术无所滞，于辞无所假”。虽有所夸大，但也足见少年王勃之才情。

不过，王勃从小便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家政事，寻找机会上书献颂以自荐。唐初对外战争的最大胜利，是安定了北方边疆，但唐统治者由此滋长了侵略的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于弱小的邻国。结果带来了许多弊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仲秋，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年方十五岁的王勃上书刘右相，其中第一条就是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后对讨伐高丽。他认为：“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警峰走传，骇秦洛之田亡；飞刍挽粟，竭淮海之费。”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刘祥道看后，非常惊异，赞王勃为“神童”，并上表举荐。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下诏开幽素科。王勃应幽素举，对台策，很受考官吏部员外郎皇甫常伯的赏识。及第，拜为朝散郎。并经皇甫常伯介绍，任沛王府修撰。在唐代，制科虽然不如常科，朝散郎也只是一个从七品散官，但十七岁的王勃，年未弱冠，便及第受禄。在沛王府，又颇得沛王的欢心，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然而正当他做着以文章经纬天地的美梦时，出其不意的打击却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时的皇宫风行斗鸡的游戏，诸王间也以斗鸡取乐。一次，适逢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毕竟年轻，他开玩笑地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鸡，以此为沛王鸡助兴。可这篇游戏之作被高宗看到后，大为不满，以为这是“交构之渐”，并立即下诏废除王勃官职，当天斥出沛王府。神童王勃，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的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斗鸡本是唐人风俗，上层贵族及其纨绔子弟尤为爱好。在这样的风习下，二王斗鸡，双方僚属当然都要来助威。王勃才高而得志，乘兴所写的游戏文字，只不过是为开开玩笑而已。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却招来了无情的打击，以致影响到一生。当然，这是有深刻时代背景的。

唐朝建国之初，诸王之间争夺皇位、互相攻讦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其兄建成、弟元吉而获得政权的。唐高宗李治本人，也经历了类似事件，所以对此特别注意。王勃《檄英王鸡文》无意中触动了高宗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被认为是挑拨诸王间的关系。可见，王勃所以丢官，并非偶然，而是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紧张关系造成的。

少年得志的王勃经过这样的打击，心情是沉重的。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五月，王勃悻悻离开长安，南下入蜀，开始了他将近三年的蜀中漫游。仕途的挫折，生活的体验，山川的感召，使王勃写下了很多抒发自己情怀的诗文，其中主要是朋友间的酬唱，仕途艰难的感叹和一些抒写乡思的作品。

王勃恃才傲物，在虢州参军任上与同僚的关系搞得很僵。他因事获罪被免职。不过，王勃没有像第一次废官后那样寄情于山川烟霞，而是更珍惜这劫后余生。“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在乎辞翰，信所用心。”第二年朝廷虽恢复王勃原职，但他决计弃官为民而不就任。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勃完成了祖父王通《续书》所阙十六篇的补阙，刊成二十五卷。撰写了《周易发挥》五卷、《唐家千岁历》、《合论》十篇、《百里昌言》十八篇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这是王勃一生中创作最宏富的时期。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春天，王勃从龙门老家南下，前往交趾看望父亲。一路经洛阳、扬州、江宁，九月初到了洪州。在这里王勃留下了《滕王阁序》这一传世名篇。这是一篇精彩骈体文，通篇词彩绚烂，对仗工整，而气势自然奔放。没有堆砌铺排之病，文中描绘滕王阁四周景色和大宴盛况，意境极为开阔。结尾感慨人生遇合，自抒身世，无限愤慨，溢于纸上。

一个富有才情而又有建功立业壮志的诗人，因为他的环境和遭遇使得他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往往在勃郁不平的同时，表现出更加的积极进取。我们说《滕王阁序》恰恰正是这种“才情”和“壮志”、“不平感慨”和“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滕王阁序》的写作，还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故事。滕王阁新修完毕，府帅阎伯屿于重阳节在滕王阁宴请宾僚，八方人士，济济一堂。阎公有女媚名叫吴子章，文章写得颇好。阎公有意在此盛会上显示女婿文才，便提前让吴子章写就一篇《滕王阁序》，待到宴会上亮出来，以为即席赋就。宴会上，阎公果真拿出笔墨，送到一个个宾客面前，请为《滕王阁序》。众宾客在都督阎公面前岂敢放肆，都一一辞谢。惟有王勃，接过纸笔，慨然应允。阎公的目的是为了显耀自己女婿的才华，而并非诚心请宾客为序。王勃少年气盛，自然引起了他的不满，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遂令侍从看着王勃下笔。开始，阎公听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摇头诮言道“此亦老生常谈”，接着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便默然沉吟起来，开始领略到其中的不凡了。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公十分震惊，大呼曰：“斯不朽矣！”并盛赞王勃，赠锦缎百匹。这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一时传为佳话，后世还将这个故事敷衍成话本、杂剧，留传至今。

吴子章宿构的《滕王阁序》早已湮没无闻，而王勃的这篇《滕王阁序》却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

滕王阁大宴后，王勃继续南下，于十一月初七到达岭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第二年秋由广州渡海赴交趾，不幸溺水而卒，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少年虽以神童著称于朝野乡里，可“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出仕以后，又两次因事废官，一生处于下位。短短的二十七个春秋，在政治上留下的只是挫折、失败。但在文学上，他却是一个成功者。就王勃所存诗文而论，以被斥出沛王府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书、启表、颂之类应制之作，虽不乏力贬时弊之言；但后期由于仕途的坎坷，直抒胸臆的诗作则更具光辉，其内容非常丰富：抒写乡思，歌颂友情，赞美祖国山河，感叹世路艰难，既有游宴的欢快、对山林的向往，又有心底的矛盾、积极向上的精神；并在创作方法上走出了一条与官体诗完全不同的道路。从王勃所存不足百首的诗作来看，他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郑振铎先生在谈到王勃诗歌对后代的贡献时，满怀激情地说：“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王勃作为盛唐诗歌的黎明女神是无愧的。

（徐俊）

《滕王阁序》同步素材——滕王阁

滕王阁

位于沿江北路，叠山路口南，赣江与抚河的汇合处。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太宗之弟“膝王”李元婴任洪洲都督时所创建。后因王勃所作《滕王阁序》而名满天下。滕王阁在历史上曾迭废迭兴达29次之多。现在重建的滕王阁主阁系1989年10月8日竣工落成。

共九层，台高12米，净高57.5米，南北配有回廊连接的两个辅亭，建筑面积13000多平方米，背城临江，滨邻南浦，面对西山，视野开阔，距唐代阁址仅百余米，主体建筑为宋式仿木结构，碧瓦丹柱，雕梁飞檐，斗拱绮户，宫灯高悬，书画满堂，不失王勃《序》中的美妙意境，且能纵览现代城市的丰采。

滕王阁

滕王阁自古就被称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重建后的滕王阁，无论其高度，还是面积，均远胜于历代四阁，同时也大超过了现在的黄鹤楼和岳阳楼，仍然居于三大名楼之首。重建后的滕王阁已成了南昌，也是江西省的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滕王阁始建于代，后几经兴废，明代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巡抚都御使韩雍重修，其规模为：三层，高27米，宽约14米。今重修后的滕王阁，连地下室共九层，高57.5米，占地达47000平方米。滕王阁为历代封建士大夫们迎送和宴请宾客之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设宴阁上，命诸臣、文人赋诗真词，观看灯火。

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

滕王阁之所以享有巨大名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滕王阁序》。传说当时诗人王勃探亲路过南昌，正赶上阎都督重修滕王阁后，在阁上大宴宾客，王勃当场一气写下这篇令在座宾客赞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王勃作序后，又有王仲舒作记，王绪作赋，历史上称为“三王文章“。从此，序以阁而闻名，阁以序而著称。1300多年来，滕五阁历经兴废28次，最后在1926年被北洋军阀邓如琢部纵火烧毁。

精心布置的艺术殿堂

重修后的滕王阁，高耸于南昌城西，赣江之滨。步入新阁，仿佛置身于一座以滕王阁为主题的艺术殿堂。在第一层正厅有一表现王勃创作《滕王阁序》的大型汉白玉浮雕《时来风送滕王阁》，巧妙地将滕王阁的动人传说与历史事实融为一体。第二层正厅是23.90*2.55米的大型工笔重彩丙衡壁画《人杰图》，绘有自秦至明的80位领风骚的江西历代名人。这与第四层表现江西山川精华的《地灵图》，堪称双璧，令人叹观止。第五层是凭栏骋最佳处。进入厅堂，迎面是苏东坡手书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每一层都有一个主题，亦都与阁有关。《滕王阁序》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已作为主阁正门的巨联。暮秋之后，鄱阳湖区将有成千上万只侯鸟飞临，那将构成一幅活生生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图，成为滕王阁的一大胜景。

周边景观新阁自1989年重阳节主体工程竣工，对外接待游人，以后又不断完善配套设施，逐渐在南昌城西形成了一片仿古建筑群。由东面榕门路进入园区，首先迎接游人的是一座高大的二柱七楼彩绘仿宋式大牌楼。牌楼正中是青石贴金横匾二方，东为“滕阁秋风”，西为“胜友如云”。穿过牌楼，来到东大门,正上方悬挂贴金横匾：“雄州雾列”。大门南北两侧为高低错落的仿古街，店内多销售字画、古玩、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等。大门朝西的门楣之上，亦悬挂一横匾：“地接衡庐”。

进入园区，园内绿草如茵，鲜花吐艳，环境优美。宽阔的阁前广场将主阁衬托得分外庄严雄伟，充分展现了当年王勃所赞誉的那种“上出重霄”、“下临无地”的气势。广场与主阁之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干道。干道南端是一座白色四柱五檐徽式大理石牌坊。牌坊正中嵌两方贴金横匾，朝南为“戟遥临”，朝北为“美尽东南”。这是南门入园口。牌坊北侧，立有“铜奔马”雕塑，又名“马踏飞燕”，这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干道北端也有一处入园口，其西侧，有园中之园的“俯畅园”。

滕王阁主阁

抱厦

主体介绍

滕王阁主体建筑净高57．5米，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其下部为象征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分为两级。台座以上的主阁取“明三暗七”格式，即从外面看是三层带回廊建筑，而内部却有七层，就是三个明层，三个暗层，加屋顶中的设备层。新阁的瓦件全部采用宜兴产碧色琉璃瓦，因唐宋多用此色。正脊鸱吻为仿宋特制，高达3．5米。勾头、滴水均特制瓦当，勾头为“滕阁秋风”四字，而滴水为“孤鹜”图案。台座之下，有南北相通的两个瓢形人工湖，北湖之上建有九曲风雨桥。楼阁云影，倒映池中，盎然成趣。

循南北两道石级登临一级高台。一级高台，系钢筋混凝土筑体，踏步为花岗石打凿而成，墙体外贴江西星子县产金星青石。一级高台的南北两翼，有碧瓦长廊。长廊北端为四角重檐“挹翠”亭，长廊南端为四角重檐“压江”亭。从正面看，南北两亭与主阁组成一个倚天耸立的“山”字；而从飞机上俯瞰，滕王阁则有如一只平展两翅，意欲凌波西飞的巨大鲲鹏。这种绝妙的立面和平面布局，正体现了设计人员的匠心。

一级高台朝东的墙面上，镶嵌石碑五块。正中为长卷式石碑一幅，此碑由八块汉白玉横拼而成，约10米长、1米高，外围以玛瑙红大理石镶边，宛如一幅装裱精工的巨卷。此碑碑文为今人隶书韩愈《新修滕王阁记》。韩愈在《记》中写道：“余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长碑左侧为花岗岩《竣工纪念石》及青石《重建滕王阁纪名》碑，右侧为花岗石《奠基纪念石》及青石《滕王阁创建纪年》碑。

由一级高台拾级而上，即达二级高台(象征城墙的台座)。这两级高台共有89级台阶，而新阁恰于1989年落成开放。二级高台的墙体及地坪，均为江西峡江县所产花岗石。高台的四周，为按宋代式样打凿而成的花岗石栏杆，古朴厚重，与瑰丽的主阁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级高台与石作须弥座垫托的主阁浑然一体。由高台登阁有三处入口，正东登石级经抱厦入阁，南北两面则由高低廊入阁、正东抱厦前，有青铜铸造的“八怪”宝鼎，鼎座用汉白玉打制，鼎高2.5米左右、下部为三足古鼎，上部是一座攒尖宝顶圆亭式鼎盖。此鼎乃仿北京大钟寺“八怪”鼎而造。此鼎之设，寓有金石永固之意。

主阁概况

新阁的色彩，绚烂而华丽。其梁枋彩画采用宋式彩画中的“碾玉装”为主调，辅以“五彩遍装”及“解绿结华装”。室内外斗拱用“解绿结华装”，突出大红基调，拱眼壁也按此色调绘制，底色用奶黄色。室内外所有梁枋各明间用“碾玉装”，各次间用“五彩遍装”，天花板每层图案各异，支条深绿色，大红井口线，十字口栀子花。椽子、望板均为大红色，柱子油朱红色，门窗为红木家具色。室外平坐栏杆油古铜色。

主阁一层檐下有四块横匾，正东为“瑰伟绝特”九龙匾，内容选自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正西为“下临无地”巨匾；南北的高低廊檐下分别为“襟江”、“带湖”二匾。内容均选自王勃的《滕王阁序》，以上四匾均是生漆为底贴金匾额。

由东抱厦的正门入阁，门前红柱上悬挂着一幅4.5米长的不锈钢拱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乃毛泽东同志生前手笔。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和1995年两度登阁时，曾在这里久久驻足观赏，并与导游员一同吟诵王勃《滕王阁序》文。

走进大厅，扑入眼帘的是一幅汉白玉浮雕--《时来风送滕王阁》。这是根据明朝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的名篇《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的故事而创作的，浮雕主体部分，王勃昂首立于船头，周围波翻浪涌，表现王勃藉神力日趋七百里赶赴洪都的英姿。画面右部为王勃被风浪所阻，幸得中源水君相助的情景，左部为王勃赴滕阁胜会，挥毫作序的场景。整个构图采用时空合成的现代观念，将不同时间、地点、人物、故事融合在同一个画面，以传统雕塑手法，并通过朦胧灯光的处理，把观众带入幽远迷人的意境中。

一楼西厅是阁中最大厅堂，西梁枋正中挂有白栋材同志书“西江第一楼”金匾。此厅陈放了一座滕王阁铜制模型，又叫“阁中阁”。它是按1比25的比例制作。台座乃是采用桂林白矾石打制，“阁中阁”由江西铜工艺品厂铸造。厅内丹柱上悬挂有多副出自名家手笔的楹联。

第二层是一个暗层，采光和通风均靠人工解决。此层的陈设，体现的是“人杰”的主题。正厅的墙壁上，是大型丙烯壁画《人杰图》，画高2.55米，长20多米，画面上生动地描绘了自先秦至明未的江西历代名人，这些人虽然时代不同，服饰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素质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和谐统一在同一的画面之中。这是一幅由江西历史上众多名杰组成的辉煌长卷，展示了伟大华夏民族之雄风。画面人物造型生动，格调雅逸，线条组织富有韵味。

正厅两侧，设有贵宾接待室和小会议，进入西厅门楣上，横挂“俊采星驰”金匾，与《人杰图》浑然一体。西厅陈列了自新阁落成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游览滕王阁的照片。

《滕王阁序》同步素材—— 滕王阁读序

远走南昌，我是一定要看看滕王阁的，那里是王勃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骈体文名篇《滕王阁序》孕育、产生的地方，《滕王阁序》的整个篇什和它的意深境远、凝炼非凡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精彩佳句，莫不为世人由衷称颂。我想在那里领略江南古代文化的一重气息，沉淀一番对这份瑰丽文化遗产的粗浅感知。

原以为滕王阁是唐代的原貌建筑，亲临观瞻，才知是当地政府于1988年重新修建。史料记载，滕王阁自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创建，迄今1300余年，缘于自然旧败和水火兵燹，迭废迭兴达28次之多。从1926年反动军阀肆意火焚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29次重建，也已时隔62年。现今的滕王阁，址在赣江与抚河交汇处的新洲尾，背依两河茫茫水域，面向南昌繁华街市，是当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参照宋代腾王阁彩画，重新设计建造的大型仿宋式建筑。赣江之滨，阁体巍然耸峙于象征古城的高台上，在四重叠楼和飞檐之间，朱丹廊柱与琉璃碧顶鲜明辉映，雕梁画栋同飞檐翘脊凌空呼应，昂然当空傲立，气势颇为壮观。

步上基台前的回折台阶，我首先从阁内的电梯直达顶层东眺：洋洋水域，连天接地，洲渚横波，芳草萋萋，江面舟帆艇舸争流，彼岸楼树山田如漂，云天空远，沙鸥翱翔，好一派辽阔的壮美!这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地方啊，这就是王勃状摹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的境界啊。凭栏俯视，水国风物尽收眼底，回望楼阁，画檐彩廊倚空巍峙，这怎不令人心旷神怡，胸阔意远!体味顶层门联依然极浦遥山想念阁中帝子，安得长风巨浪送来江上才人，遥想当年王勃在此汲取诗情画意，凝结美句华章，我不禁兴怀感慨，神思联翩。

滕王阁以滕王冠名，标示的不过是建阁的最初因由，与当年的滕王其实并没有多少关联。作为一座非凡的历史性建筑，它的意义不仅是临观山河的一处胜景，而且是古代灿烂文化的一座载体。而王勃的名序则是这座文化载体中的轴心之作。

滕王阁以王序传名，滕王阁的文化蕴存大体上都与王序相关。韩愈称自己作《新修滕王阁记》词列王序之后，苏东坡、董其昌恭写王序全文，甚至康熙帝临摹董其昌笔意，御写王序，遂有御书亭石刻；诸多历史名人如白居易、王安石、文天祥、汤显祖、辛弃疾等，都写过滕王阁的诗词赋联，其中的许多佳句词涉王序。现今的滕王阁，占地47000平方米，高拔57.5米，构建规模当居历史之首，而各楼的内容布设，自然以王勃的名序贯穿--一楼有依据冯梦龙《醒世恒言》中马当清风夜送王勃赴滕王阁作序传奇故事创作的大型壁画，二楼有描画王序人杰一语的江西历代80位各类名人的巨幅长卷，三楼有绘制汤显祖在滕王阁演出《牡丹亭》盛事的《临川梦》，四楼有演绎王序地灵一词寓意江西胜山名湖风光的《地灵图》，而五楼的整壁书法则是苏东坡书写王序全文的秀美镌刻。诚如滕王阁一幅名联所谓：高楼人文之最，雄奇壮丽，唐代文章巨子除王郎韩愈更谁侧显其间；杰阁得公论之先，瑰伟特绝，江南著名景观数黄鹤岳阳而此独为第一。滕王阁与王勃序襟袂相谐，融而难分。

王勃作序，佳话动人--洪都闫都督拟求大才为滕王阁撰序，筵座皆江左名儒，惟王勃最幼。众皆怯辞，而王勃欣然受纸，分毫不让。闫公原本借滕王阁重修竣工的盛宴，让女婿吴子章显才，光耀门庭。不料王勃胸有成竹，勇当此任，闫公只好诺命，令吏人在王勃下笔时，逐句禀报。开始数句，闫公傲然小视；接下几联，稍有心动；当落霞、秋水句落纸，竟不禁拍案赞叹：此子运笔如有神助，真乃天才，当垂不朽啊!便更衣出庭，邀王勃上座。王勃才名，从此远播，王勃序作，天下传诵。这段佳话，无不激发后世学人。滕王阁也因此更富有文化蕴含。?

史载：王勃自幼聪明过人，6岁能作文章，9岁即有《指暇》，10岁精通六经，14岁应举及弟。他才思敏捷，下笔则成，人生仅28岁，就有文集30卷；所撰《周易发挥》、《大唐千岁历》及《宸游东岳岭颂》、《乾元殿颂》等，史有记载。王勃的祖父王通曾是隋朝官员，弃官后专事著书讲学，有纪元书《元经》、类似孔子家语的书《中说》，为当时所称。王勃受祖父启蒙、教导，当在理中。王勃怎样治学，尚无史录，但他博览融会，志专精学，绝然不可或缺。

《滕王阁序》赋事意谐境切，用典推陈出新，历史地理底蕴深厚，人情风物境况通晓。这一切，融而成文，又谋篇老到，用辞精凝，极为到位。仅此一序，便可识王勃学养。我因此认为，名序名阁相互辉映传世，自有其深湛之道。

(郝贵平)

《滕王阁序》同步素材——滕王阁序典故

滕王阁位于赣江东岸，江西南昌西北，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滕王阁是公元653年，唐高祖李渊第22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六月李元婴受封为滕王，后迁洪洲（南昌）任都督，据说唯一的建树就是在公元653年于城西赣江之滨建起一座楼台，此楼便是“滕王阁”。

滕王阁饱经沧桑，历史上屡毁屡建达28次之多，世所罕见。现在的阁楼建于1985年，高达57.5米，占地达47000平方米。仿宋风格，临江而立。

滕王阁因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名扬四海，序因阁流芳百世，南昌古城也因此平添不少文采风流。

继王勃之后，唐代王绪写《滕王阁赋》，王仲舒写《滕王阁记》，史书称之为“三王记滕阁”佳话。文学家韩愈也撰文述“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丽绝特之称”，故有“江西第一楼”之誉。

滕王阁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按】：先写藤王阁得天独厚的地势，接着叙述参加宴会的宾主，最后写自己碰巧有幸得以参加这次宴会。“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连用两个与当地有关的典故，分别出自《晋书·张华传》、《后汉书·徐稚传》。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按】：这段先描写了藤王阁的美丽风光，山川、舟楫、市井、楼阁与落霞、孤鹜、渔歌、雁声交融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接着写宴会之极尽欢愉。最后则兴尽悲来写到对命运的感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藉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按】：这段属思古伤今之笔，表达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志向。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按】：这段表明了写此文并非仅为应酬，还希望在这样的盛会中遇到知己。

鸣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按】：收笔完成，属于套话。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按】：篇末附上这首诗，是对序的内容的概括。

【相关典故】：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阳节，洪州都督阎伯屿携文武官员欢宴于滕王阁，共庆重阳登高佳节。此时，王勃因赴交趾省亲探父，乘船路过马当（今彭泽县）遇阻，中原水神以风相助，日行七百里到达南昌，适逢阎都督九九重阳为滕王阁重修竣工盛宴而被邀入席。

酒兴正酣，阎都督请各位嘉宾行文赋诗以纪欢宴之盛况，其实阎公是想让略具诗名的女婿孟学士好好展露一手，孟学士也已经准备妥当，只等当众吟咏，因此在座诸公均再三谦让。

至王勃之末座时，王勃不谙此道，踌躇应允，令得满座愕然。

王勃行文习惯小酌，然后蒙头少睡，起来后挥毫而就，这是王勃“打腹稿”的方式。逢此盛宴，小寐难成，王勃于是端坐书案，神情凝注，手拈墨碇缓慢磨墨，借机酝酿才思。

阎都督和众宾客看王勃不紧不慢，于是登阁赏景，吩咐小吏随时通报。

很长时间，小吏来报第一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都督听觉老生常谈，实乃平淡无奇；小吏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都督默不言语；及至小吏来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都督遂拍手称赞天才之笔，急令众文武返滕王阁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此次盛宴，也因此段佳话而名垂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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