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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林非,3/26/006:43:16AM)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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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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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１９１０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１９３２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

１９３５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Ｂ．ｌｉｔｔ）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１９３８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１９４９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１９５３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１９７２年３月回京，当年８月《管锥编》定稿。

１９７９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１９８２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１９８４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８岁。

钱钟书(1910～1998)

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1910年11月21日生。江苏无锡人。

钱钟书是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又广泛接受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了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归国。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英语系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等。1953年起，任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钟书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谈艺录》(1948)在沟通中西、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包含着对中西诗论中貌异实同的诗心的精微辨析、比较和阐发。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而且提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以中国古文论而言，有关佛学对中国诗文论的广泛影响的研究,《谈艺录》可以说是首创。以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有较大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许克洛夫斯基，以及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特、法国诗人瓦勒利等的理论，在《谈艺录》中，也是首次被运用于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批评，也是该书最早提出的。《谈艺录》出版后，作者颇感有"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谈艺录》引言)之处。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除对原书稍作删润作为上编外，又将近年补订的与原书规模相当的部分作为下编。后者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所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包括诗禅说、结构主义、拆散或译解体结构主义，以至接受美学等等），也有进一步的、丰富而精审的联类、辨析和比较。他的另一部学术著作《管锥篇》（1979），富有辨伪和辩证精神，对《诗经》、《易经》、《老子》、《左传》、《史记》、《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籍，不仅突破了许多人文学科的领域,不株守陈见地作了许多新的考释,而且披沙拣金、钩玄提要、刊谬钩沉、辨析毫芒、熔古铸今,做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赓扬；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这是他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宋诗选注》(1958)提出了新的选诗原则，在注释上既保持了传统选本的一些基本特色，又突破了传统选本止于注解、疏证的局限，对诗歌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贯通中西，做了精见迭出的阐发，对随后的选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钟书的学术著作除上述几种外，尚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3年《北京图书馆刊》英文版）、《旧文四篇》（1979）、《也是集》(1984)等。他的许多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钱钟书同时还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等。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特别是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更能够显示他的独特的风格,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刻画人物维妙维肖，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围城》已被译成多种外文。（敏泽）

读《伊索寓言》——品位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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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认识钱钟书是在韩寒声名大噪之时。那时侯正好是初三，对韩寒非常感兴趣。所以无论是什么杂志或者是书籍，只要是关于韩寒的，我都会去看。正好，《初中生》的一本杂志上说韩寒现象类似与钱钟书现象，当时很纳闷，钱钟书是谁？于是便问了同学，知道了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巧的是，当时人意正在阅读《围城》，她对我说令她印象最深的是钱钟书在描写一个小男孩时这样子写道：“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的差点害相思病，活象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乍一听非常有趣，于是便借了本《围城》来看，这不看还好，一看，我便被他的文学才华所深深的折服了。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他出生的那天有人送来一本《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为“仰先”，即“仰慕先哲”之义，直至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为他正式命名为“钟书”。

钱钟书当年考清华的时候，年仅19岁，其考试成绩中，英、文俱佳，然而数学却才只得了15分，清华校长罗家轮因为爱才，破格录取了他，钱钟书也果然不负罗校长的器重，他在清华园学习期间，其心理学、英文、中国古代文学成绩特别优异。概括来说，钱钟书的文学才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得力于自己的先天素质，另一方面则是自己超乎常人的勤奋。钱钟书记忆力惊人，可谓过目不忘，而他泡图书馆之勤之久也是罕有人至，并且他看书时有个怪癖，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并在书旁写下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我一直很纳闷，睿智如钱先生，似乎不该有如此糟的数学成绩，因为从他的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出他的推理能力是极为高超的，数学理应不错，于是我便查了些资料，据钱钟书的夫人杨绛说：“当年钱钟书父亲把钱钟书抓去教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被哥哥听见，只好拧肉，钱钟书当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由此看来，钱老先生教育方法的不佳，使钱钟书后来对数学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而远之了。这种敬畏感，在他无处不令人捧腹大笑的《围城》中也看的出一些蛛丝马迹，不然方鸿渐就不会在处遇唐晓芙时说：“难道学的是数学？那太利害了。”也不会在褚慎明问他是否对数学逻理用过功没有时回答：“我知道那东西太难，从没学过。”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竟把数学视为毒蝎猛兽，那真是太孩子性了，染而去使他与我们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钱钟书的趣事还有挺多。有一次古典文学组的人找他借钱，他问需要多少，答：“500.”他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250，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两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兄弟出车上街撞伤行人，急切中找他借医药费，听清情况后，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也不用还了。”后来有人说，钱钟书到底是数学不好，只学了个被二除，假如有人来借百万，那又该怎样呢？

钱钟书还有许多痴气、傻气，他手舞足蹈看《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他在妻子脸上画花脸，在女儿被窝里藏扫帚，“埋地雷”，他帮猫打架不怕天寒地冷，他还爱看儿童动画片。他看《西游记》时更是与众不同，边看边学边比划，口中发声低昂不止，时而孙悟空，时而猪八戒，腾云驾雾，“老孙来也”，“猴哥救我！”看过了舞过了还没过瘾，又左挑点毛病，右挑点遗憾，一连写了好几篇短评，起个化名装入信封，歪歪斜斜地模仿小学生字体写上投寄地址，8分钱小邮票一贴，扔进邮筒，上海《新民晚报》编辑接到来信，莫名大惑：“这是哪里的小孩子的恶作剧，怎么连个地址也没写，稿费寄给谁？”拆开一看，文章真好，正是热点话题。

然而更让人佩服的是钱钟书的文学笔调，智慧而有尖锐，调侃之间却道出了人间百态。例如他在题为《窗》的文章中由窗联想到了门，叙述了门与窗的关系，他说：“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他还举离子说到：“一个外来者，大门请进，有所询问，有所要求，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情还是偷东西，早已决定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得你欢迎和拒绝了。而从前门近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经丈人同意，还待博小姐欢心，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和肉体完全托付的真正情人。人对自然的胜利，窗子也是一个，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男子的胜利。”真是让人拍案叫绝的一段话，把窗子的内在涵义全部解剖到了我们面前。钱钟书在《吃饭》的这篇文章中还说道，吃饭有时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并不在与女人。他在文章中又吃饭联想到了人的等级，联想到了宗教。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把上帝比做最伟大的厨师，钱钟书说这样的厨师不做也罢。为什么？因为只有为他弄了饭给他吃的人，才支配我们的行动。譬如说，一家之主，并不是那些赚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当然父亲是不会愿意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他推出了一个结论，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向它祭献，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叫请饭。自己有饭吃而去吃别人的，那叫赏面子。自己无饭吃而去吃别人的，赏面子就变为丢脸了。然而如果一个人请饭，那可以使客人间隔许多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所以他建议，做人要多多请客吃饭，而他呢，恭候诸君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来。“钱钟书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有一次英国女记者要采访他，他说：”小姐，既然你觉得鸡蛋好吃，那又何必认识生蛋的那只鸡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钱钟书被批斗挨打，被迫写思想汇报，被逼搬家，被强制清洗厕所，被剃阴阳头，然而他却不受影响。钱钟书生活在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而是放眼世界，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将中、西文化糅合在一起，这使他的作品贯注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感。他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有别于其他一般作品，然而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用笔杆子辛辣的讽刺了这个社会，并对这个社会进行了诠释。他一心专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有人说，钱钟书很幸运。的确，钱钟书很幸运，他幸运的生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幸运的遇到了一位伯乐。在古时候。文人可凭一篇文章，一首诗被皇上赏识而被破格录用，文革时期，交白卷也可上大学，然而，时代在变，钱钟书似的人物对于现在来说几乎无处可寻，因此钱钟书也只能成为一个传奇，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来源：榕树下·（作者晴天小嵋）·（责编高鲁剑）

读《伊索寓言》——悼钱钟书先生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先生后事一切从简。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遗体由二三亲人送别，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

12月19日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打电话，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杨绛先生保重身体。杨绛先生深表感谢。

在钱钟书先生住院和病重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直惦记着钱钟书先生，多次向有关方面问及钱先生的近况。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荣毅仁、王兆国、胡绳等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前去探望并打电话表示慰问。

钱钟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管锥篇》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篇》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

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钟书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钱钟书先生的风范长存。钱钟书先生永垂不朽！

读《伊索寓言》——风华绝代钱钟书

作为大家敬仰的人民教师，要对每一堂课认真负责。因此，老师会想尽一切方法编写一份学生易接受的教案。这样不仅拉进了学生与自己的距离，还让学生学到了知识，你知道有哪些教案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整理，为您带来的《读《伊索寓言》——风华绝代钱钟书》，仅供参考，希望能为您提供参考！

独来独往在人生的舞台

他的神秘一如他的风采

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藉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二

钱钟书，宇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解放前主要在几所高校教书。解放后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当年他的“奇书”《围城》出版后虽然十分畅销，洛阳纸贵，但却颇有争议，毁誉不一。

他不愿趋时不求闻达。因此，在国内，自解放之后至“文革”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熟知。而且可以说坐尽冷板凳，默默无闻。

1979年，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洋洋四大册的著作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1980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更为畅销不衰，多次印刷，累计已达百万册，甚至屡屡被盗印。之后，《谈艺录》、《七缀集》的出现，使钱钟书更加大放异彩。他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珠玑，为读者赏爱、叫绝。

于是，不少青年惊奇地“发现”了钱钟书，其惊喜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如果说《围城》使人们喜爱钱钟书的话，那么《谈艺录》、《管锥编》则更使人们在他面前倾倒了。

三

人们惊呼，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是个天才!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钱钟书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说起他的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伯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亿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费景汉说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至于水晶的记述就更有意思了。他说“......谁知白之教授刚引到这里，钱先生立即像《红与黑》小说的男主角于连背诵拉丁文圣经一样，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诵了起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只能借用《围城》里形容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成嘴巴)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他的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伯无人企及。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吴密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生。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已写作时连类征引。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四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但绝不是钻故纸堆的酸腐“学究”。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钱钟书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学者。《围城》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不无过誉地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在国内，钱钟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首倡“钱学”，从1979年开始介绍钱著，并招收了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硕士生，主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1986年，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1987年，一部分“拜钱同仁”便酝酿要出版一种旨在推动钱钟书研究的纯学术性刊物，此举得到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支持。1989年《钱钟书研究》创刊，1990年又出版第二辑，与此同时，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也纷纷发表研究文章，这样，一门新的学科——“钱学”便正式形成，而且蔚为大观了。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面对着热闹非凡的“钱学”，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保持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始终沉默不言。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

钱钟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博学鸿儒。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作家、学者，他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澹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他没有叱咤风云的权势，也没有惊险神奇的经历，甚至没有“大师”、“权威”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学问修养。从这一点讲，钱钟书是极平凡的，但钱钟书又是极不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更不平凡的是他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精神!

读《伊索寓言》——钱钟书：侏儒时代的英雄

98岁末，钱老钟书乘鹤仙去，按照民间说法，以此九旬高龄而去，亲朋好友，自遵天命即可，过分悲痛就免了。所以鄙人倒也没有太在意杨绛先生的悼词。（王小波故去之时，俺可是怀着十二万分悲痛兼敬仰的心情七次拜读李银河博士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引起我思考的是：钱先生获得的身后盛名，来自各阶层各角度的极高评价---甚至在一贯藏龙卧虎怪论迭出的网上，对钱先生的评论，也是惊人的一致。于是我忍不住开始想：钱老是最后一位“文化巨人”吗？他为什么一不留神成为了，一个伟人？

提起钱老，很多人想当然地会说起《围城》。《围城》我看过两遍，说实在地，都没有找到那种醍醐惯顶顶礼膜拜的感觉。印象深的是作者那种调侃，那种来自于深厚文化素养的冷幽默。不过凭这点就让《围城》挤进“文学巨著”这个“围城”，似乎太勉强了些。因为这种钱氏幽默，并不比后来王朔的“王氏调侃”或者余秋雨的“余氏随想”有质上的高明。而后两人，在98年末文化评论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寻找大师”活动中，也不过仅仅获得“傲死卡”提名奖入围而已，堪堪算是“准大师”吧。（最后结果是：大师奖：空缺。）至于被世人反复咏叹的“围城心态”，窃以为，并不是作品本身有那么大感召力，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道明他们演绎的那部优秀电视连续剧。这只是严肃文化和流行文化良好融合的一个典范。这个道理相当于，不管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还是莫言的《红高粱》，到了张艺谋手里，马上就会由洗脚温水变的滚烫到可以沏茶的地步。

钱老的《管锥篇》《谈艺录》，于我这样的粗通文字之辈，自然只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亦”的份。虽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见过，看看那高深莫测闪耀灵光的封皮，终于只是恭恭敬敬朝书鞠了一大躬，转身径自去了。不过暗想，自古以来，曲高和寡，确是真理，君不听，一千年前，岳飞同志就仰天长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钱老以如此阳春白雪之物，应无团结如此广泛人民群众之理。

呜呼，为文之道，有破有立。小生微醉之余，絮絮叨叨扯了半天，浑不知所述何物。列位看官，容俺这就图穷匕现，祭出观点。

我以为，钱先生只是一个踏踏实实作学问的普普通通的学者，他在人格上凸现出伟人的光辉，只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卑微。那时侯，我们的超级才子郭老沫若，正用漫天的才华与豪气，高歌狂赞伟大领袖的“千古诗才”“万年文章”和“绝代书法”；那时侯，我们的科学巨匠钱老学森，正怀着诗人般的热情与想象力，用精密的逻辑推理，严谨的归纳分析，科学地论证了“一亩地能产30000斤”这一著名定理。（钱老该论文原文发表在大概1957年的某期《中国青年报》上，据说正是此文，坚定了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老人家的关于开展那个运动的萎大的决心）；而那个时候，钱先生携妻隐居，沉湎古籍，逃避政事，甘为隐士。

后来（对，很久的后来了）的某一天，人们突然醒悟过来。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批判。巴金老人开始不停的，“随想”。所有的眼睛突然全部睁开，所有的声音突然全部出来，所有的手臂都在摇动着高呼：批判那个时代的媚俗！问题是，第一个开始批判的人，是天才。第一万个，是人才。而第一百万个，就成为人云亦云的庸才。当所有的人都在批判媚俗的时候，批判媚俗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一种新的媚俗。

于是，人们在唾弃了那些老媚俗之后，也对“批判媚俗”这一“新媚俗”失去了热情。于是，人们想起了那些，外围的不相关的人们。想起了钱钟书们。其实，钱只不过象一个最传统的穷酸秀才一样，闭门苦读，青灯良伴，浅吟低唱。.....

他只不过站在原地，可是当那个时代的地平线沦落之后，他就显得比别人高大。他只不过那么自自然然地活着，可是当所有人都染上瘟疫以后，他就显得比别人健康。是的，人们怀念钱钟书，与其说是怀念他的小说，怀念他的学问，不如说是怀念他在那个疯狂迷乱时代里的，自由思考独立学术的精神。------一种原本应属于任何一个学者的基本的精神----而任何基本的东西，在普遍缺乏的时候，都弥显珍贵。所以说，人们对钱钟书的怀念，我以为，是一种对真正文化的怀念，对真正学术精神的怀念。而这种怀念的根本，还是对那个时代的，批判。

读《伊索寓言》——治学当学钱钟书

钱钟书是学界泰斗、一代宗师，堪称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著名大学者，现在南方有的高校硕士研究生已专门将“钱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了。我之所以敬佩他，倒不仅是源于他著述等身，学贯中西，而是他一生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处世之道。

首先，钱钟书是做真学问的，而不胡编乱凑这个“学”、那个“说”。他有句治学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多为俗学”。这反映了他潜心钻研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卓尔不群的思想境界。现在，有些文化人颇为浮躁，动不动就主编这样或那样的大部头套书，动不动就向外界公布什么“重大发现”。有的人头上戴着“著名专家”、“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等五光十色的帽子，名气大得吓人，可要是问一下他的作品，尤其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就不免十分尴尬了。最近读《钱钟书文集》，发现这位大学问家写得更多的是单篇论文，篇幅虽不长，但细读起来，多为黄钟大吕，比某些“大部头”要厚重许多。

其次，钱钟书是严谨治学，十分讲究学术规范的一代楷模。中西融会，博大精深，论点精辟，言之有据，是他治学的明显特点。据他的夫人杨绛回忆，钱先生不仅浏览群书，而且精通一些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读书时兼作笔记，并自题诗曰：“书痴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他的文章，往往为透彻地说明一个独到的论点，要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经典论著，再经过个人的独立判断与阐述，可以说是笔力千钧、力透纸背。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仅引中外书籍就多达4000多种。他的不少文章，仅文尾的参考文献或注释就多达三四十条。相形之下，现在一些文化人作学术论文时，就缺少这种扎扎实实的严谨态度，不是厚积薄发，而是薄积厚发；不是引之有据，而是信口开河。这样的东西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精品，也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

再次，钱钟书先生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更令人仰之弥高。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钱先生就以一部《围城》名震文坛。可他崇尚实学而不图浮名，为了潜心做学问，晚年谢绝一些重要传媒的采访拍照，而这正是当前一些急于求名的文人所求之不得的。辞世前他多次嘱咐丧事从简，驾鹤西行时仅有夫人杨绛等极少数人送行，悄然离去，真可谓生如春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

钱钟书是个独具魅力的文化巨人。我认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深晓人生真谛，能做到大彻大悟、大有大无———所谓“大无”，即视红尘中的功名利禄为过眼烟云；所谓“大有”，即孜孜以求在事业上有大建树。

“治学当学钱钟书”———这就是结论。王泽华

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巩固作业题

为了使每堂课能够顺利的进展，在上课前要仔细认真的编写一份全面的教案。这样可以让同学们很容易的听懂所讲的内容，那么教案怎样写才好呢？请您阅读小编辑为您编辑整理的《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巩固作业题》，仅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巩固作业题 

《读〈伊索寓言〉》巩固作业题

一、选择题

1．选出没有错别字的一组[]

A．阅历历程再接再厉厉兵秣马

B．娇纵骄纵骄生惯养娇小玲珑

C．发迹古迹模范事绩丰功伟绩

D．遵守遵命屈尊下顾有所尊循

2．对下列加粗词语的运用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①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

②此人学识渊博，胸襟宽广，是经济之才。

③经济作物也叫技术作物，是指给工业作原料的农作物，如棉花、烟草等。

④作者用非常经济的笔墨，把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写得如火如荼，引人入胜。

⑤他家的经济是宽裕的，你不用担忧。

A．②⑤意思相同

B．③⑤意思相同

C．①④意思相同

D．②④意思相同

3．填入空白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

①他们已失掉尊敬长者的观念，而我们的年龄又不够引起他们对老弱者的________。

②这个寓言也不就此结束，这只乌鸦借来的羽毛全给人家拔去，现了________，老羞成怒。

③从禽兽变到人，你看这中间需要多少进化________。

A．怜悯原型进程

B．怜悯原形历程

C．怜惜原型历程

D．怜惜原形进程

4．揣摩文意，句子衔接恰当的一项是[]

例如蝙蝠的故事：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鸟类里偏要充兽

②表示高超出世

③表示脚踏实地

④在兽类里偏要充鸟

A．①②④③

B．④③①②

C．①③④②

D．④②①③

5．下列对应有误的一项是[]

A．柏拉图——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B．歌德——德国卢梭——德国

C．契诃夫——俄国裴多菲——匈牙利

D．莎士比亚——英国雨果——法国

二、常识填空

6．《伊索寓言》是________寓言的汇编，相传为________所作。它是欧洲最早的寓言集，在欧洲文学史上奠定了寓言创作的基础。

7．钱钟书，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字________，号________，是一位学者型的讽刺幽默作家。他的________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另一部学术著作________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________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并已被译成多种外文。

8．《伊索寓言》中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举出三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阅读专项训练

9．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古代进步。

本句中的“进步”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进步？加以阐释。

读《伊索寓言》——少年人眼中的钱钟书

老师讲课学生爱听，还愿意自学的情况下，往往少不了一份教案。老师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让学生能够快速的明白这个知识点。这样可以让同学们很容易的听懂所讲的内容，那么一份优秀的教案应该怎样写呢？小编收集整理了一些“读《伊索寓言》——少年人眼中的钱钟书”，欢迎阅读，希望您能阅读并收藏。

少年人容易产生偶像崇拜，我不说那些没有思想的小儿女们眼中的偶像，只说像我这样个性凛然，有自己阅读生活的少年人心中所景仰的文化人物。

我刚刚从高中校园走出，资历尚浅，自觉没有资格同各位评论一个大师级人物，但套用庸俗电视剧的制作者所遵循的见解：“戏不够，爱情凑”，对我来说，理论修养不足或许可以用强烈的感性认识来弥补。

平常人钦佩作家，无外乎两点：一是才华，一是人格。没有才华的作家只能炮制文字垃圾，作为少数杰出作品成功的分母；对于没有人格魅力的作家读者会嗤之以鼻，他们的作品再好，也难以撩起后人的激情去挖掘体味。

在我们看来，中国能将这两种品质纳为己有只有钱钟书。中国有比钱钟书更有才华更有思想更幽默的文人吗？没有。

毕业清华，留学英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风华绝代，清高淡泊。

博览天下书籍，精通多国语言。

普林斯敦大学的高薪，英国女王的国宴，他都不屑一顾。

天下能让我敬佩的只有这种人。能让韩寒敬佩的也只有这种人。

作品是文人的喉舌，就说文章经常被选上中学课本的像冰心、赵树理、矛盾等人的文章，你拿枪逼我，我也没觉得什么地方好，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觉得乏味无聊的很，巴金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文笔稚嫩生涩，根本没什么值得称赞。由于受到当代教育制度蒙骗，我长久以为那些乌合之众是中国一流作家，当我上高一时第一次接触钱钟书的作品（《钱钟书散文》）时，那种感觉，只能用“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来形容，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豁然开朗。

钱钟书的作品很少入选中学课本，而且我读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其中连琼瑶的名字都提到了，却看不到钱钟书的名字。钱钟书仿佛始终都是个边缘人物，不在主流之列。

我感到好笑，有些愤怒，有些悲哀。既然谈文学史，那么先且不提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写在人生边上》和冰心的什么《寄小读者》之类哪个更有思想艺术价值？《围城》和《小二黑结婚》、《青春之歌》等等究竟哪个更能流传后世？在我看来这些根本不算问题，可是在文化方面，官方总是显得愚蠢和落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长河去粗取精，自由公断。

有人认为钱钟书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名声雀起，这不是钱钟书从那时起才灵光突现，而是中国人从那时起才多少学会一点在文化方面要有良心。钱钟书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地位卑微？

是他这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性格决定的，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众所周知，钱钟书从来不愿意写官样文章，从来不愿意当御用文人，从来不考虑什么文章是符合“潮流”的，只做自己爱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一点上跟老舍、曹禺相比，他真是太高贵了。

在那样狂热的年代，一个文人耍书生意气，居然敢不顾及伟大领袖的“讲话”精神，居然从不为工农兵歌功颂德，还好混吗？这种败类文化渣滓的文章还有人看吗？我以为那些资质平庸作家的名声直到今天之所以还没有泯灭的原因就是中国官方一直在捧他们，但官方不捧钱钟书。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建设，钱钟书作品的内涵才被不断发掘。中国人的思想再也不会被什么样板戏、语录之类的东西束缚。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冰心、矛盾、赵树理的文章都要绝迹了。我们更看好的是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等人的纯文学少说教没有政治动机的文章。

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对我们讲，鲁迅的作品是中学课本中收录最多的，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册都有。他还说如果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只保留一人，那无疑就是鲁迅。尽管我们都比较推崇钱钟书，对这种言论不敢苟同，但现代学生对鲁迅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大家不想尊钱而抑鲁。

一位同学做了一个比喻，说二位大师好比两架战机。鲁式战机火力猛烈，钱式战机科技含量较高。

又有比喻，鲁迅文章好比忠勇之关云长舞起青龙偃月，势大力沉。钱钟书好比轻巧的太极张三丰，举重若轻。

姑备一说，在此求教各位方家。

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在上课时老师为了能够精准的讲出一道题的解决步骤。有的老师会在很久之前就精心制作一份教学计划。在上课时遇到各种教学问题都能够快速解决，你们见过哪些优秀教师的小学教案吗？小编收集整理了一些“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仅供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参考。

钱终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本文试图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主线，把钱钟书这样

一个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放到波澜壮阔，传统与现代双重变奏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以现代白话文体写的全部作品，适当考虑旧体诗和外文作品——作深层

把握，并观照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以后更长时间内的文学走向。亦即，我们要阐释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一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传统忧患意识到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

现代忧患意识的心理转型。

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钟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钱钟书作为一个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切亲缘并没有产生归附意识，而是予以冷峻的现代观照。在此应该提及他早年的两篇英文论文，

一是《中国古剧中的悲剧》，文章在与西方戏剧对比中，认为中国悲剧缺乏西方那种由崇高引起的激情意识，使观众只简单地停留在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同情中。一是他为《中国年鉴》（1944-1945）

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他对中国小说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俳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中国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1945年正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高峰期。

他对中国小说作出这样锐利的批判，鲜明地透露出他自己的创作心理意向：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这等

雄心我们可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印证。很少有别的中国现代作家能象钱钟书那样对自己所属的知识阶层作出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其程度之激烈，的确做到如他自己所说的“火一般地将所触

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在他最亲密的交游圈子里都引起不满。

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学的精神是被社会伦理高度

规范化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说充分体现了以社会伦理为主导的价值坐标系统。在此价值系统中，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国文艺以社会伦理为本体的突出表现。

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可谓渊源流长，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钱钟书身处国弱民穷，“忧患遍均安得外”的现

代中国，当把心智投向文学传统时，对作为中国文学主导精神之一的忧患意识有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在钱钟书身上这种忧患意识毕竟得到比较彻底的现代转型：从“身-家-国”外向型的慨兴转

向“人类-人生-人性”内向型的警悟，从对人生境遇，家国命运的寄兴转向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体察，也即从传统的社会伦理本体转向人类学哲学本体。在这种转型中，忧患意识

的本质属性——-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审美体验——-未有根本的动摇，但其中的精神导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忧患意识常有的那种沉郁缠绵格调迥然不同的气质：觉醒和警悟。这种以

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种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己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

钱钟书身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类意识，这种“类”不是阶层的职业的乃至民族的“类”，而是取整个人类意义上的极大“类”。

就以《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兴趣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两足无毛，圆颅方趾的人类。钱钟书执著地追求一种类性相通的精神境

界。在人与人创造的文化层面上，人类创造物的精神属性有着比较彻底的同一性，在1945年12月发表的《谈中国诗》一文中，钱钟书称：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

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这也印证了他在别处对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激烈否定。钱钟书在《围城》里过深的譬况：“……黑夜里两

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有来得及叫唤，彼此早已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我看这不仅仅指男女违乖之象。更

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是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孤寂深刻敏感的表征。钱钟书对人类文化精神境遇关注的另一表现是追求整个人类与外部世界（人物之间）高度合一的宇宙意识。钱钟书评

曹葆华的诗歌创作时说：作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他有一点神秘的成分。我在别处说过，中国旧诗里有神说鬼说（Mythology），有装神捣鬼（Mystificaztion），没有神秘主义（My-sticism），

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以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

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

对曹葆华《日落颂》的评论是钱钟书对中国现代作家唯一的一次发言，钱钟书所悬的标准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宇宙意识，是人类对自我存在最高形式的观照和感悟，这种宇宙意识本质特征是钱钟

书强调的“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而不是相反的“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

钱钟书对宇宙意识的理论自觉后来也在自己创作中流露出来。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深植的缺点了。”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

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

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枪这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

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

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以道里计，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

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有研究者说，

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

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

来说，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散文，不但是一种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种精神境界的高扬。现代中国是传统忧患意识突变，更新的时代，但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心理转型还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

为这是一种“二度选择”，不仅要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从旧垒中来，又向新潮中去，做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问题不少，例如林语堂经历长期的传统“断乳”之后对明清小品文极度偏嗜，把张潮和沈复捧上了天，就是过度的亲缘。他在创作现代作品的同时并不完全放弃旧体。

他以旧诗来遣怀，并把身上积淀的传统忧患意识释放到传统范式中；以“文”来警世——以现代的“文”来载现代意义的“道”。这一点，鲁迅与钱钟书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钟书的小说散文的色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有些不定，但他的旧体诗中也有“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的婉致缠绵，有“人犹喜乱疑天醉，予欲偕亡到日残”的悲呼号。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鲁迅和钱钟书为了让自己身上传承的忧患意识得到更恰当的形式规范，都倾向于旧体。而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倒是少有传统忧

患意识，更多的是深广的现代忧患意识。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钱钟书在起点和终点上都鲜明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掀起思考文

学价值，省察人生苦闷的一此创作高潮，使中国文学忧患意识开始自觉地挣脱厚重的社会伦理本体，走向人类学哲学本体，鲁迅的创作就是这一转型的最高写照。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

族危难的日益深重，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雄沉浑浩的忧患意识又以千汇万状之势扑卷而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时代，“大雅”初寂未定，哀怨又起骚人。在此

再也没有可能对人生人类做哲学思考了，正如有学者所云：“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找出一间浮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作哲学沉思了”。但是，钱钟书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拥有相对宁静的

书斋生涯，本人又是学贯中西有着很好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作家。

这样，开始呈不断弱化之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创作中出现一次复归和反弹。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哲学反思上，鲁迅和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但侧重有

所不同，鲁迅究心于它的阶级性和族类性，而钱钟书究心于它的人类性。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强的斗士，荷戟于人生深处呐喊以醒世，那么钱钟书是一睿智之学者，执卷于人生边上欣然独笑以醒世。我认为正是钱钟书和鲁迅都自觉地完成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所以尽管他们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具有中国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幽默感。也缘于此，对30年代以林语堂为主帅的红火一时的小品文幽默运动，没有别人比鲁迅和钱钟书更有透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评，一个说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一个说是媚俗卖笑。这是真正觉醒者的冷笑，冷峻和尖刻，挚热而深沉。

二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而他的作品又反而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心理转型。这种心理转型同时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创作心理障碍。

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润与钱钟书创作的现代性有这直接的关联，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

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探讨他对非理性主义的消纳。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1.他的创作有现代性，但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

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2.在创作心理态势上，现代主义通常所具有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消解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一种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

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的鲜明对照，对于80年代中国文坛勃兴的“先锋文学”有很强的警策意义。后者不乏现代派技巧，也不乏现代主题，但大多数作品传达的从生存体验

反思而来的现代意味上看，似乎还没有手法和主题都相当陈旧的《围城》来得强劲。钱钟书能臻“无痕有味”之境，标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这表现有二：

一。艺术意向的意蕴化。钱钟书作品总体的阅读体验不是情兴的感兴。而是智性的警醒。我认为钱钟书的创作意向很值的注意，它的主导不是取象传情，而是理蕴涵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烈的情

绪情感因素，而是说与理性色彩极浓的冷峻观照相比，情绪不再张扬，反而显得节制，情感也不那么抒张，反而显得敛聚。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作为最高的追求，形象的描写

逐渐向哲理品格的陶铸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不妨以《围城》的揭题的情形为例：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他引用一句英

国古话……

在此我关心的是钱钟书的揭题方式：他不选在其他场合，如张吉明家的麻将桌上，或开口说方鸿渐象众女子你争我夺的一块“肥肉”的周太太的饭桌上，而选在知识分子们的诗酒雅席上；钱钟

书不选中他人，如说“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没两样”的赵辛楣，而要让“罗素的老朋友”哲学家褚慎明（请注意：慎明）先开口；婚姻如鸟笼一语实属近俗，可钱

钟书不让褚慎明径直道出，而偏偏让褚慎明不经意情罗素出场，由20世纪哲学巨匠来“说”那句俗话。诗酒之雅，慎明之玄，罗素之哲，三者层层递进，烘云托月般把主题请出场，钱钟书可谓煞费

苦心。选定诗酒雅席就规范了一种精神氛围，表明钱钟书在具体场景中抽取精神属性的企图；为了强化这种精神属性，使之趋向哲理性，“慎思明辩”的褚家宝就成了优选的对象。我认为钱钟书让

褚慎明引出罗素，不单是一种调侃性戏谑，更重要的是对上述哲理感的高度强化。这正显示钱钟书在一些哲学语词的层递中表现出创作意向的理蕴化。这种理蕴化倾向在钱钟书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

它使钱钟书的创作渗透出一种刺透性的理性气质。

从通常的场景描写，形象刻划上升到精神氛围的营造，从对具体人生体验和普泛的人性经验的思考钱钟书都力图将其提升到哲学本体高度去反思，并力图把这种反思虚涵在艺术象征之中。第二。

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浓度不足归结为用典过多，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创作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他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

述。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其内涵也较丰富，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我觉得“紧”作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完成第二次心理转型时必

不可免的副产品，是指由于哲学思维高强度的介入，使创作主体身上存在的情理调节机制失衡，致使本来就相互制约的情性和理性从谐和转向冲突，不仅是以理抑情，而且还有情来扰理，使理不再

深下去——如作者所预期，情也不得畅——如读者所预期，从而形成一种创作心理障碍。1.以理抑情钱钟书创作的一个最大的形式特征是博喻，如果从创作心理上作深入分析，说钱钟书善喻还包括

批评的含义。钱钟书求类性相通，积小类而综观大类，自小我而深观大我，他强调了“类”的一面——“类聚”；但“类”还有一面，即“类似”，这就是以不类为类的比喻。这样“类聚”与“类

似”有高度一致性。这种“类意识”不断刺激和强化钱钟书的联想能力，使其更加丰盈而灵动，他在学术和创作上求类通，在表达和思维上求连类，这我们可以从他的学术文体以类拈联和小说文体

以不类为类得到确证。因而，有此“类意识”的不断刺激，才使博学的钱钟书在创作中形成追求罕譬而喻的心理定势，这样，博学才向博喻转化。其次，既然有此定势，他的小说叙事不断需要解譬，

以至非罕譬巧喻不能叙事流畅的地步。例如，《围城》开头，在甲板上，有一个惹得苏小姐不快的孙家两岁小儿，描写得是很传神的，说他的眉眼相隔得要害相思病。后来描写到方鸿渐初见曹元郎

时：“鸿渐吓了一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长得这样大了，险些叫他‘孙世兄’。天下竟有如此相象的脸”！孙家小儿与曹诗人风马牛不相及，钱钟书何以要写一笔脸象相似呢？我

看就与上述心理定势有关：当曹元朗出场时，钱钟书一定要找一个妙喻来调侃曹诗人一番的，可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喻象，如选用下文紧接着出现的“圆脸肥身”的寒瘦诗人贾岛说“曹元朗象……

贾岛”，不免有些突兀，肯定会弄巧成拙；而小说叙事必然要连续下去，不能因为没有一回解颐的妙譬而停滞过久，这时钱钟书心急之余，想到曹元朗来献诗的苏文纨，再由苏文纨联想到那位在甲

板上惹她不快的孙家小儿，这样才出现他把握孙家乳臭未干的小儿放大成曹元朗，说他们相象。钱钟书似乎想不露痕迹地暗示读者去解赏前面那次妙譬，然后再一“睹”曹诗人风采尊容，也算弥补

此处无妙譬之憾。其实读者哪有闲情理会作者这等曲折心思，钱钟书这么做只是徒增他的心理负担而已。这钟情形在《围城》创作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么丝丝入扣的曲折心思不断积累就成为一种理

智感。同时，比喻一方面又具有想象力自由发挥的品性，但另一方面又具有理智性，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前逻辑思维，但前逻辑并不等于没有逻辑，逻辑还是存在的，只是被间离而已。钱钟书自己

就说过比喻是一个“割截的类比推理”，“推理”不就是坚硬的逻辑性么？因而，钱钟书刻意求妙喻本身的心理负担与比喻自身的逻辑性绞合在一起，组成一种沉重的理智感，造成在钱钟书拈兴酣

然，神思飘逸的自由背後的逻辑规范。这种心理张力使钱钟书小说叙事显得有些沾滞，他的小说叙事结构的松散不是说明他的叙事意识流畅，而正是相反，松散实质是心理沾滞的表现。如果说钱钟

书是比喻大师，是捕捉喻象的猎手的话，那么在他的创作心理上，同样也会出现被“猎物”反咬一口的情形，从而造成理智有增而情感反而有损的局面。

这样看来在钱钟书创作中确如文学史家所说的理智一直在控制着他的情感。这种抑制在创作中是有规律可寻的：开始弱，逐渐增强，增至极值时又降下来，成马鞍型。钱钟书对这种理智感是有

自觉的，他总想放松自己，让一直紧绷着的理智弦舒缓下来，但很艰难，只有当叙事完成一个段落

或全部完成时，才出现抑制的零度，就像在紧张工作之余或中途暂停松口气一样，钱钟书的情感才

有完全的抒发。因此，在钱钟书身上才会出现这一奇特的现象：他的作品每在片段或篇章结尾时陡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感情抒发，这时情感浓度达到饱和，从而形成极富感染力的抒情：这船，依仗人

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报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围城》第一章第二段结句）

上述语句段落，音节铿锵，词采宏壮，其中腾涌的感情是丰盈而绵密，沉郁而昂扬。尤其是《围城》的尾声，诚如杨绛所评的令人“回肠荡气”。钱钟书创作的艺术情感峰值在结句出现的

事实，充分说明他在创作过程中情感受抑的严重程度，没有前面过多的压抑，就不会有最后的反弹和喷薄。

2.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同时，文学创作毕竟是情感抒发为主体的，情性还是占优势的，它对于来自智性的负作用力，不仅自身会有盈亏补偿和反弹，而且反

作用于理智，弱化理智的穿透力，从而也遏制作者的哲学企图。《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正如杨绛所说

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吵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

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自“诗化哲学”兴起以来，文学就开始觊觎哲学的王冠，但是，小说创

作的哲学追求是有限度的，这个“度”就是作家感性和理性的谐和，理性不是去抑制而是规范情感，情性不是去柔化而是去强化理性，而钱钟书过甚哲学企图下的“紧”恰恰造成了两败俱伤的情理相厄。《围城》末章，当所有“围城”喻象全部退出小说叙事时，钱钟书有意识地增加一个新的意象：那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爷钟。但是，这件反复出现以至最后替“围城”送终的传家宝象征内涵非常浅白，尽管我们知道它是钱钟书的苦心经营。一些论者往往未饮先醉，赞叹绝倒，横说竖说，以为有无穷深意。我认为此“钟”典出丹麦哲学家基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一书，基氏以一落伍时钟喻荒诞，此钟可谓善作长鸣状，每逢到点敲撞时，每隔一刻钟撞一次，因而要报完十二点整，需要三个小时，这样钟声永远落后于时间，而时间又恰恰寓身于声中响，那就陷入一种荒诞：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相符。基氏以此来喻人生的荒谬，理性无意义正如此钟刻划时间而又混淆时间。钱钟书借取此典时，稍作变动，“长”鸣变“慢点”，但时间自我混淆或迷失这一根本喻意未变。因而，方家传家宝象征语义是有限的，最多是指称方鸿渐自我迷离，无出路的情形，而绝非“深于一切”，“包涵一切”。但是，照钱钟书的精心设计和结束时高度的形而上提纯来看，此“钟”是要派大

用场的，它不该是一个普通的意象，而该是上升到本体象征的，但从上述分析看来，“钟”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应，与“围城”的本体象征性相比，它只是一个二级意象。钱钟书反复提示此“钟”

八次之多，可这老爷钟非常顽固和不识抬举，给人感觉总是一个挂在墙上的钟，而不是走在地板上与方鸿渐合一。为了避免这钟摩擦，作者不惜动用“武力”来强生捏合，让孙柔嘉说出丈夫的脸象

钟：她瞧鸿渐的脸拉长，——给他一面镜子——“你自己瞧瞧，不象钟么？我一点没有说错。”鸿渐总于忍不住笑了。

很显然，“钟”很勉强上升为一个本体象征性的意象，但是它的单义性又顽强地否定自己有“围城”那么深邃闳阔的意境。那么，钱钟书为什么会出现人为拔高意象的情况呢？我认为他的哲

学企图过于高鹜。

钱钟数“紧”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创作个性的重要表征，是深植其自身的，与其心理优势连根并蒂。钱钟书作为一个能真切进入哲学思维境界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既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

的独特的心理优势，即诗与思的谐和，这使他的创作取得哲学品格与艺术品位双峰并峙的成就。但是他的身上又有比一般作家更难以克服的心理弱势，那就是诗与思冲突带来的“紧”的心理态势。

这种态势贯穿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现代形态的作品中。在《围城》创作前，钱钟书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必要的创作经验，丰赡锐利的学识，深刻的情感体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不久烽火三千里辗转谋食于楚地的旅途所增殖的人生经验，对此钱钟书是很有雄心的。《围城》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品格证明了他的自信。但是文学创作是个很精微复杂的机制，它不是面粉加水

式的和面，而是钟化合，原先准备好的各单项因素会有相互消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对抗性和干扰性情况。

上述冲突在小说前半部分是不明显的，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凑泊如鱼游活水，丝毫没有“紧”的感觉。但自兹始，清理明显失衡，小说的色调也逐渐灰暗起来，尤其在最后两章，

冲突失衡到了极点，这表现为作者突然转换中心意象（“围城”被“钟”代替），但不甚成功，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这充分

说明“紧”的态势已经成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

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像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三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的创作可以视作为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偏见”——一个偏离文学发展主潮的作家隔岸观火照中发表的精审

的见解。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评估过高，但他给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价值应允重视。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智性型作家如宗白华，许地山，冰心，废名，卞之琳，冯至，钱钟书等，其中不乏雄视一代之才，但终未能成大格局来力挽狂澜；梁实秋对文学纪律

的谆谆告诫声，在山呼海啸的浪潮中微若蚊蝇，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迂执可笑。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

在此情形下，钱钟书和梁实秋就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不是以理节情式的平和敛抑，而

是高歌入云的昂扬亢奋。而梁实秋和钱钟书恰恰相反，不是积极介入，而是相对冷静地观照，他们不像鲁迅那样荷戟血刃，而是执卷旁观。这就造成一种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性而忽视文学

社会教化功能性的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梁实秋和钱钟书不期然都以“偏见”自况。

这钟理性的偏见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有一定审美间距的刺透性观照，这种观照因而往往以从上到下俯视的方式出现，更具有一股审视的气势。我认为刺透性的观照成为钱钟书的一种生存方式，

严格来说，钱钟书的本色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书评家，他一生都以一个书评家的面目出现，以评点的方式观人阅世。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对人生这本大书的评点，如他《写在人生边上》序文所云。因而刺透性的观照把作家的钱钟书与学者的钱钟书化通为一，也就是说在“化”这一层上，钱钟书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创作，他的确创作又是一种批评。因而，当我们把钱钟书全部现代形态的文学创作是在“隔岸观火”，观照的洞明既可以观照出钱钟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以鉴示下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我们不否认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也承认他的创作心理优势和“曰古曰新，盖脱然两忘之”的创作雄心。但由于种种原因，钱钟书始终游离于时代地漩涡之

外，对那个时代最严峻最迫切的主题没能够予以深切的观注。钱钟书于文学主潮的某种程度的游离，使他只能代表与他气质类型相近的智性型作家群来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学思考的哲学思维化上的一次

探险。

这种探险是任重而道远的。钱钟书既有能与鲁迅相比的创作心理优势，在他身上：好学深思，吞吐百家而来的人文智慧；痴气旺盛中透示的不羁才情；忧世伤身中包孕的深层忧患意识，从而形

成诗，思，忧三位一体的浑涵汪浩的心理景观。这样，钱钟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完成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双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但

在他身上又有着一般中国现当代作家都能轻易避免的创作心理障碍，这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情理相厄的“紧”的心理态势。同样完成了两度文化心理转型，为什么在钱钟书身上出现这种障碍而鲁迅身

上则没有出现呢？鲁迅身上有着钱钟书未尝体验过的激昂的浪漫情怀，在冷峻之中包孕这炽热的情感，而钱钟书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炽热。鲁迅的文化心理转型要比钱钟书完成得更彻底，是从广义

的反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

“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

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而钱钟数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鲁迅那样彻底，也没有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相反，还有些复古的倾向，以古典理性主义来抑制消解现代非理性主义和浪

漫主义。具有白壁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征。

这样看来，钱钟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钟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

而不是一章。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

们。原因在于情性的不断高涨，而且越近世纪末，越有反理性的趋势。本身就呈微弱之势的智性在作家非学者化相对更加明显的新时期文学中，似乎进一步弱化。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钟书完成《围

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

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钱钟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

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因而，钱钟书个人的创作心理障碍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心理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中国文学要想取

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然集体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另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40年代钱钟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

重失常。但正如钱钟书收在一篇散文中说的“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可悲”。中国文学必须向着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读《伊索寓言》——记录钱钟书先生的最后瞬间

作为一小学位老师，我们要让同学们听得懂我们所讲的内容。因此，老师会想尽一切方法编写一份学生易接受的教案。从而在课堂上与学生更好的交流，那你们知道有哪些优秀的小学教案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读《伊索寓言》——记录钱钟书先生的最后瞬间”，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详细报道钱钟书先生的任务。

我即与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办联系。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人。我赶紧呼平时联系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孙海泉的同志回的电话。

他说：“唉呀，你快来吧，我们也正在商量这两天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一个弘扬钱钟书精神的长篇通讯呢。你打个车来，一点半就要向遗体告别了。”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一看表，这时已经一点了。我马上赶到北京医院告别室。门口有几个港台记者被拦住了，不让进。看样子，国内记者就我一人。这很可能是一次独家报道。

孙海泉说：“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访很困难，杨绛不同意采访。”钱钟书要求丧事从简，现场没有挽联，没放哀乐，也没有几个前来告别的人。钱先生的外孙在忙着拍照；还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几分钟后，李铁映来了，然后杨绛也来了。他们说了一些话。我想采访杨绛，哪怕请她说一句话，但是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看样子对方的心情也不允许。我问了一下殡仪工有关情况。这位姓刘的大爷谈了对钱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名人，写了很多书，他看过电视剧《围城》。

名人的后事办得这么简单，很少见，他很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说出这么一些关于一位大学者的肺腑之言，我觉得很有价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包括灵堂陈设，钱先生的形象，人们的神态动作，尤其是杨绛的一举一动。两点钟，一辆丰田旅行车载着钱先生的灵柩出发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着去，他们同意了，并让我搭乘王忍之的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来，他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挚。

王忍之谈到了他来社科院四年中，与钱钟书的交往和印象。他说他自己没有水平评价钱先生的学术，但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淡泊、亲切、不求名利的人。他还谈到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钱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个星期前才出现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身份来的。他说，他是以钱先生朋友的身份来的。惟其如此，杨绛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来，的确不容易。后来听说，钱钟书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的电话，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没有消息”。

王忍之说话时，我没有记笔记，而是把一切记在脑子里。一边谈，我一边注意前面的灵车。能看见司机后面杨绛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终没有回头看躺在身后的钱钟书。

一路上，车子也跟任何一辆普通车一样，遇到红灯就停下来等待，车速只比其他车稍慢一点，没有市民注意这辆车。

我们后面，跟着港台记者的一辆车。在北京医院，他们虽然没能进去，但在马路对面，用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拍摄。李铁映来，杨绛来，王忍之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的车，我心里想，作为新华社记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出去，并且报道好。

采访受阻

车子开了40分钟，到八宝山。火化的事情没有对钱钟书的同学、朋友、学生发任何通知。来送行的，除了亲属，其他人大都是打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这中间有人民日报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禀报”，通过传话，才“放”进灵堂来的。

钱钟书的遗嘱说，只希望二三亲属送行。不过，在场的还是超过了20人。到八宝山来的，还有胡绳，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现场没有看见港台记者。我想他们一定被坚固地封锁在外面了。国内记者好像也没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钱钟书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为他治病，刚才一直搀扶着杨绛。

我说：“听说您是钱先生的医生。”

她说：“是。但我今天是以钱先生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新华社的。她脸色微变，径直走到一个剃着平头的彪形大汉面前，说：“他是记者。”那人也不客气，连搡带推把我拽到灵堂外面。

他审视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来采访的。”

他严厉地说：“什么记者也不行。你们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

今天不让采访。你马上走!”

说着堵在门口。又上来另一个人往外推我。

这时，我看见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来解了围。

但采访杨绛的企图却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让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记录在脑海里。

近年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曾试图采访钱钟书和杨绛，但都被拒绝了。

火化还要等一会儿。现场很感人。杨绛两次从座位上起来，扶着棺沿细细打量丈夫。神态和身体语言都耐人寻味。

杨绛的坚强留给在场的人很深的印象。钱钟书和杨绛惟一的女儿去年也去世了。

还有胡绳，他和杨绛默默坐在一起，两个显得十分衰老的人，无言地让人们拍照。这些，都是比谈话更感人的细节。但因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没有能写进去。

在报道中，我没有提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衔，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学术大师”。

后来我只跟钱钟书的一位“学生的学生”聊了一小会。她也很烦记者的样子。这些人都继承了钱先生的品行，不愿与媒体打交道，并以沉默来维护钱先生最

后的片刻安静。

火化时，大家都到了炉边。这时，胡绳、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工人先把放在钱钟书头边的几张发票一样的单子拿起来看了看，大概是确认一下。然后把棺椁停在一边，先打开炉道，从里面拉出前面刚烧过的一具尸体，把骨灰铲进一个筐里，然后叫大家退后，他则用一块白布使劲扑打尸床上的余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来，并开始抱怨。我注意观察杨绛，发现她没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着工人干活。有人一直扶着她。

然后轮到钱钟书了。炉门关上时，我真切地感到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杨绛没有看火化炉。她站着不动。有人要让她坐下，她坚决不坐。

有人要她离开，说车准备好了。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争取发稿

杨绛和亲属离开后，崔智友过来对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发稿了。杨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听急了，不发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说：“必须得发。否则，就没有人记录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了。”交涉了好一会儿，他最后才答应让我写一个“简单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与钱先生的女婿杨伟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宁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辆车。路上，他们刚开始也不同意采访，说遗嘱都说好了，不希望渲染，他们不能“承担责任”。我便说我是惟一的记者，报道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是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和职责。

我说：“有千千万万人在关心钱先生。我们尊重钱先生淡泊不争、不求名利的品格，但毕竟，钱钟书这个名字已属于全社会。他是虚怀无私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

他们才小心谨慎地讲了一些钱钟书逝世前后的事情，以及对他的评价。尤其是转述了杨绛的一些话。他们其实也希望钱先生的做人和治学风格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但他们说，消息越短越好，并且千万不要提到他们。

但这些对于今天的报道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去后，赶快写了一篇国内消息一篇对外消息，并送审。杨绛一定要看。据说是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她才同意报道。另外，我还写了一篇特写稿对海外播发了。

我决定在钱钟书火化的报道中，不发一句议论，全用白描。这倒并不是出于一定要把行文风格与钱钟书后事从简的实际相配合。我只是一个冷静、客观、注重细节与活生生的现场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后的人、每一个，都能从我的新闻中看到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钱先生的东西。让时间和读者去诠释吧。

第二天，几乎所有报纸都采用了我写的消息。崔智友后来对我说：“你成了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惟一的记者。”但我却感触良多，也有许多遗憾。如果不是竭力争取，这篇新闻可能就发不出来了。长期从事新华社对外报道养成的一种敬业心和新闻敏感，使我在参加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时自始自终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不能让历史在我的笔端留下空白。

读《伊索寓言》——许渊冲眼中的钱钟书

沉冰：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

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活？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

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

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

《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

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

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

许渊冲：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

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

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沉冰：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许渊冲：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

么一句：“Mymindtodo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

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mindwastodo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

一个动词，原句是“Imademymindtodosth”。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

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沉冰：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许渊冲：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

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

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

（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

沉冰：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许渊冲：有一些间接联系，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在震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教

书，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道听途说吧。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许国

璋也在。

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请钱先生编辑“新增字”部分，钱先生没有答应。吴先生又邀许

国璋参与其事，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

典编纂工作了。

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吴先生是古典派，讲人情；钱先生注重“真”，

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其实，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因

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

沉冰：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渊冲：不是1950年，就是1951年。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遇见钱先生夫妇，他那时胖得连

我都认不出来了。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

沉冰：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也有记载。

许渊冲：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

爱（雨石）。

沉冰：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许渊冲：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住在清华大学，也有80多岁了吧？他是湖北人，1943年至1946

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沉冰：解放以后，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

许渊冲：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金岳霖

负责《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目的翻译，钱先生负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的

翻译。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

么显得出众。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从小在英国生长，名叫熊德

威，他说钱先生很谦虚。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

低3班的索天章，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告诉我：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并不是当

场回答，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毛主席诗词》英译的工作。

许渊冲：“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我就写信问钱先生：那

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钱先生说：不是。“文革”末期，大概是1976年，毛主席的《鸟儿

问答》被译成了英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我又写信给钱先生，请教他：是否

押韵更好？钱先生回信说：他只是“奉命定稿”，“并非草创之人”。

沉冰：“文革”结束后，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

许渊冲：“文革”之后，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

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

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沉冰：钱锺书先生说您“价值”高，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许渊冲：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李白诗选》，说：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他又

说我的《翻译的艺术》专著和《唐诗三百首》英译：“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

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和钱先生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

诗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

轻，他选择了真；而我则选择了美。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钱先生不赞成

我的做法，他怪我“你把我的信示众了！”

读《伊索寓言》——钱钟书的零度讽刺

钱钟书先生是个学者，国学大师、文化昆仑、学术高峰这些很吓人的名头像一记记重拳夹杂着风声向我们挥过来，看看钱先生想不仰视都不行。只是可惜了他的《管锥篇》和《谈艺录》这样学贯中西的大部头不能被我们好好消受，或是火候不够吧，于是就只有跟着别人一起诚惶诚恐般朝上仰视。

也有人对钱种书不以为然，比如余杰。这个习惯与拿着道德大棒审判一切的年轻人向来火气不小，他把钱钟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看作是逃避，且对他在《毛选》英译本中担任的角色耿耿于怀。他还把钱钟书看作是无形中的学术霸权和学术专制的代表，照埋头学术的那些专家看来，这简直是大不敬了。然而，这究竟是对钱钟书学术立场的一剑穿喉的批评呢，还是对钱钟书整体人格上产生的误读？

钱钟书先生去世那年我刚刚开始热衷于买《南方周末》，所以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记得第一个反应是，《围城》的作者没了，没了就是个很大的事情。于是跟着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围高三正埋头苦头的同学们，同学们起先都很诧异，钱钟书是谁？我好生失望，知道《围城》吗？他写的。切，没劲，是那部电视剧吧。于是又接着钻研自己的抛物线和马克思。我不禁索然。

在那之前我还不知道钱钟书做学问也那么大，《围城》带给我的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形象。那本小说读起来感觉真是不错，到现在我总共买了三本，前两本早已不知去向，这第三本我总怀疑它是盗版，读起来心里总是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但我买这本书还有另外的一个理由，就是送给我的女朋友，女朋友说她没看过《围城》，对我而言这是难以容忍的一件事情，虽然她至今一年来到如今也没有读完。

写于1945年到1946年的这个长篇小说是在当时的沦陷区背景下完成的，战后1947年在上海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此后印刷次数不断上升，至今已达几百万册，这还不算盗版的猖獗造成的另外一个数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说明了《围城》的流行，但这也许并不代表钱钟书的流行。人们看到了方鸿渐，却忽视了真实的钱钟书的存在。

钱钟书在这本书中是以方鸿渐这个人物把自己的话语介入故事的。这个善良、聪明、幽默，但缺乏意志、优柔寡断的年轻人在处世哲学上总是有点不羁，并围绕着他写了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爱情纠葛，以及他对知识分子李梅亭、顾而谦等人的嘲讽和鄙视，还有家庭关系的内部斗争。可以说，从相对意义上讲，方鸿渐是钱钟书的代言人，钱先生在序中说他想写一类人，那么，他选择了站在方鸿渐的立场上写了这些人。换句话说，钱钟书的这部讽刺之作的角度是直接进入了方鸿渐的世界，是一种对文本的零度介入，是零度的讽刺。这当然不同于西方文论大师的“零度写作”的概念，那过于深奥，我只是想简单地表达出钱钟书讽刺的视角而已。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众生相。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小说讽刺的成功。

钱钟书的国学底子得益于他那位曾经写出《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的父亲，此外，他在美国读中学，在清华外文系、牛津大学英语系、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的经历也让他受到了足够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是极聪明的，所以在《围城》中不难发现既有《儒林外史》大社会的人生缩影，也有西方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

《围城》的语言别具特色，有着传统话本讲故事的延续，也有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处处不满比喻，与钱钟书博学而善于旁征博引有关，机智俏皮的小聪明也处处可见，随手拈来。语言的过度讽喻却表达了人情的弱点和人生的苍凉无情，在这里，方鸿渐，或者说钱钟书，是相当悲观的。

早期作为一个文人，钱钟书笔下的讽刺没有丝毫的痞子气和盛气凌人的嘲弄，这是难能可贵的。大才子如钱钟书，真的不是一般的文人可以比肩的。他还有文学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流传。

钱钟书的零度，让我看到了他的善良，至于种种是非，恰如方鸿渐身上的人性的弱点一样，有的时候是难以避免的。真正人格精神上的绝对超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中的彼岸理念罢了，钱钟书无罪。如果需要忏悔，那是过于狂热的集体行为，容易产生失语之后的更多的孤独感。这个世界需要平衡，不是吗？

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可见“围城”的伫立，世态炎凉并非绝对，却也不假，即使是我此刻正在发声的网络上，亦不例外。

读《伊索寓言》——与钱钟书在干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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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冬天，我们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干校在东岳公社，乘京汉铁路火车，到信阳站下车，换乘汽车，车行多半天，才到达目的地。

这里是有名的低洼地带，地势倒是平坦，周围只有一座１００多米高的山丘，我们戏之曰威虎山。据老乡说，这里一下雨，就到处是水；如连下两三天，则一片汪洋。地下水位很高，挖不上三两米就见水，我们挖井时还不时挖到泥鳅。

因为水涝，这里广种薄收，树木甚少。我曾问树木为什么这样少，老乡说，这里原来树木不少。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都砍掉了。现在在地里干活，连个歇脚的阴凉地都没有。

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雨天一摊泥，而且泥特粘，一脚踩下去，两只鞋几乎拔不起来，常常是把脚拔出来了，鞋却陷在泥中。但晴天泥地却像一把刀，走在泥巴块上，虽然穿着鞋，也觉得脚疼。

就是在这样的路上，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热天，钱钟书不知往返了多少回——当时他是一名兼职“邮差”，到几里地外的邮局领取文学所人员的信件、报纸、杂志、邮包，然后回来分发给大家。

在干校，语言所、文学所合在一起劳动，称为“文点”——当时还有“哲点”、“史点”等等。刚到那里时，几十个人挤在公社棉花库里，睡上下铺。夜里睡觉，打呼噜的好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像火车奔跑的隆隆声，有像流水的呜咽声，有磨牙的，有唱小调的，形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大合奏。但棉花库是周围几公里内的好房子，老乡住的都是低矮的泥巴房，床啊，桌子啊，都是泥巴垒成的。我们跟老乡相比，住的简直是“天堂”。但“天堂”却不能久住，必须在明年棉花收获之前挪出来，好放棉花。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自己盖房子，尽可能早地从棉花库搬出。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遇到钱钟书先生的。

那是１９７１年三四月份。虽然是春天，但中午干起活来已经很热。那一天，太阳很毒，我们休息时便去文学所工具棚要水喝。

走进工具棚，只见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在那里拾掇铲子啊，镐啊什么的，我就说：“同志，有水喝吗？”

那人说：“有，喝吧！”说着，转身把大茶壶递给我，随后又递给我一只大水碗。我这时才看清楚：他约摸５０多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显得很精神。但脖子上却包裹着绷带（后来从杨绛的《干校六记》得知，先生下干校后脖子上长了疔疖），说话略带苏南口音。

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钱钟书先生，只觉得这个人很和气，容易接近。

第二天我们仍去文学所工具棚要水喝。我们喝着水，先生问：“人家都管你叫Ｏ林。中国的百家姓上没有Ｏ这个姓，你是少数民族吧？”

我回答说：“哦！我不是少数民族。是这么回事，因为我是学英语的，老林，如您知道的，英语中可以说ＯｌｄＬｉｎ。后来，叫得多了，为了省事，ｌｄ都略去，成了ＯＬＩＮ。不过现在没有这个意思了，只是一种喊法罢了。”

先生说：“这倒有趣。语言变化，原因和情况都很复杂。有时候人们读外国语词，拿本族语的规则去套，结果弄出许多笑话。例如法国人，Ｈ这字母不发音。他们遇到英语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愉快）这个词，发成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先生说这段话时是用英语说的，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接着，先生问我是什么时候来学部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哪里毕业的，哪里人等等。

以后我们干活休息，经常到工具棚去喝水，先生常讲些英语笑话。记得有一则消防队员的笑话。有一次伦敦某处着火，报警后消防队赶去，表现英勇。有一个消防队员攀登云梯，破窗进屋把一个孩子救出。当消防队员抱着孩子沿云梯而下时，有一个人喊道：“Ｔｈｅｆｉｒｅｍａｎｉ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消防队员怀孕了），我们都笑了起来：男人如何怀孕呢？原来，ｐｒｅｇｎａｎｔ一词，有些英语词典注作“ｗｉｔｈａｃｈｉｌｄ”，也可理解为“带着一个孩子”或“有孩子”。

多次去“文点”工具棚喝水，我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钱钟书。当时，他除了当邮差外，还是“文点”劳动工具的管理员。

那时我才３０岁左右，尽管活很累，但恢复得快，特别是在大礼拜休息时，睡过一个午觉，醒来精神倍增，那时就盼望能有书读。但茫茫息县，到哪里去找书啊！但是我们都知道钱先生博学多书。于是就想去他那里借些外文书报看。

但是我想，还是先练习练习自己的英文吧。于是找来找去，找来几段毛主席的文章，又找到一篇京剧《沙家浜》的故事梗概，便将其译为英文，给钱先生送去，烦他审改。

先生很快审阅完毕，第二天便把改稿交给我，说我要注意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地道英语的说法）。我跟着他走进他临时的“办公室”，只见简单的桌子上、床上都堆着外文报纸杂志，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等等。他从中挑出一摞英文报纸杂志，说：“Ｗｅｌｌ！Ｈｅｒｅｙｏｕａｒｅ！”（喏，给你！）“这是送给你的，拿回去看吧。”

我拿回宿舍一看，有报纸Ｂｒｏａｄｓｈｅｅｔ（《报纸》），Ｐｅｏｐｌｅ＇ｓＶｏｉｃｅ（《人民之声》），还有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每月评论》）等，不禁大喜过望，心想：钱先生真有识透人心思的本领，这些正是我想看的。

我感到钱钟书先生对我的中译英是不满意的，但他当时并没有责备我，只是送书报给我看，并说一句要注意什么的话。我想我这是沾了年轻又是个无名之辈的便宜吧。

我向钱钟书先生请教，先生指导我，送书报给我看，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胆子越来越大，又过一段时间，我用英文给先生写信，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先生很快复信了，也是用英文写的：

书武：

看了来信，又惊又喜。你的英文之好，出人意外。这不是兜圈子的奉承话，而是真诚的意见（我手按在胸前发誓）。你以前翻译毛主席文章的段落，我看了以后有些想法。现在看来，那些想法至少是很不公正的。你长期以来缺少实践，一时失去了技巧，看来你逐渐得到恢复。不管怎么样，让你的英语生锈，以致最终变得无法利用，那是件憾事——不，那是罪过，是犯罪。

钱钟书匆匆

５月１４日

先生的古汉语、现代汉语行文甚佳，已是共识，从先生的信中，我又领略和欣赏了先生纯正地道的英语，我的翻译断难译出先生原文的风致。后来，我才得知，钱钟书先生是英译《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的主要参与者。

我多次打扰先生，蒙先生谆谆教导，又获得许多赠书赠刊，心中很感激，就想回报先生。但那时在乡下，没什么东西可以买，想来想去，就买了我定量的白糖和点心，给先生送去。先生不在，我就托旁人转交，并留给先生一封信。当天下午，先生来找我，我当时正在开会，就请了假，见到先生后，先生把白糖和点心还给我，并附一封英文信：

林：

很感谢你，但我深感不安。正如你知道的，白糖，我有自己的定量，我不应该夺取你的。至于那些精美的点心，健康的小伙子比老人更需要，以便在两顿饭之间充饥。所以我怀着衷心的谢意把糖和点心还给你，同时附上一些英文报纸杂志，聊表敬意。最近一期的Ｂｒｏａｄｓｈｅｅｔ值得一看。

钱钟书谨上

这期间，我几次用英文给先生写信，先生１９７１年５月２日给我复信：

林：

５月１日承蒙来信祝贺节日，迟复为歉。称之为“定期集市后的一天”，此语非虚。安蚊帐，在合作社排队买糖果，往邮局取信，回来分发信件，以及耗费时间的没完没了的琐事，不知不觉中纪念日已经过去了。在此，我和妻子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惭愧。我像个骗子，没干什么，就获得了你的感谢。我对你的学习，帮助甚少，你特有的忠厚，使你过高估计这种帮助。是的，词汇是重要的，教师通常把词汇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词汇，前者为写和说的词汇，后者为阅读的词汇。正如你所知道的，学生的词汇中，后者远比前者多得多。如何把呆板的消极词汇变成灵活的积极词汇，这是个大问题。有关本行的议论，就说这么多。明天就要投入战斗了，加油干！

钱钟书谨上

先生在这里，用了ｓｗｉｎｄｌｅｒ（骗子），感到ｇｕｉｌｔｙ（有罪的，感到内疚的）等意义强烈的词，我当时对此不太理解。事后一想，早听说先生要求严格，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谦虚和严于律己的人格。

半年以后，先生和杨绛提前从干校返回北京。我们大队人马返回北京后，听说先生在写一部大书《后来知道就是《管锥编》），因怕打扰先生，我未再登门拜访，失去了再聆听教诲的机会。想起来，这是终身遗憾的事。而我与钱先生在非常时期的那一段交往，就显得更加宝贵，令我终身难忘。

（摘自８月２２日《今晚报》）

林书武

《读《伊索寓言》——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一文就此结束，希望能帮助您在小学教学中起到作用，如还需更多，请关注我们的“大班幼儿园的故事教案”专题。

文章来源：http://m.jab88.com/j/48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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